叶剑鸿：在自己的时代留下自己的脚印
梅溪书画社远远不能作为国画的代表来谈论中西绘画，今天只好以点代面了。梅溪书画社是草根性质的，它有自己的土壤，它的根在梅溪。这条溪流所经过的地方出了不少名人，在某种意义上，婺学的祖师爷范浚曾生活在梅溪，朱熹多次去梅溪拜访，均未见着，平生引以为憾事。梅溪也是宋代民族英雄、吏部和户部尚书梅执礼的故里，梅尚书之后，则有元翰林待制柳贯，明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清旅日高僧东皋心越禅师，皆是一代翘楚。金华书画界的泰斗施明德先生说过，在金华范围内，真正能称得上女画家的，只有倪汝霖一人。倪汝霖和方增先同为梅溪人，因此，梅溪不仅是文化之溪，也是书画之溪。他们在这个时代都留下了自己的脚印，这个脚印是真实的，至于你看到深浅与否，都不重要。你生活的时代永远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不忘记这一点，我们才知道在绘画当中应该坚守什么，而不必过于追问要去获取什么。
施晨光：绘画和音乐一样，不可以伪
与古人相较，我本身只是一个绘画爱好者，用画来表达我的一点想法而已。在宋明时期的理学家看来，绘画和写诗，几乎都等同于玩物丧志，从郑侠上《流民图》于宋神宗一事可见，绘画自多也不过是理学家手中的工具。我参观过几次中国美展，参展的中国画跟油画一样让我起鸡皮疙瘩，古人谓“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者，德之华也；德者，性之端也)，艺术要有一定的真实，不能成为谄媚取悦的工具。就此，以我看过的一部日本电影《入殓师》而言，他对人性、人道的诠释非常好，入殓是对死者家人的一种心灵抚慰，从中我看到了“孝”，尽管电影中只字未提。至于中西绘画的异同，一方面并非我们所能置喙，另一方面西方人并没有谈论中西绘画差异的风尚，我们也不必谈论。中国人有自己的活法，只是眼下为功利所惑，一叶障目则千山尽隐。我曾反复引用余英时先生的话，现在唯一能够抗衡西方文化的只有中国文化。陈寅恪先生甚至不惜痛下断语，“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民族”，其言之凿凿，在乎民之昏瞀。
西方绘画前期遵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教诲，是描摹的再描摹，是再现自然。但中国绘画早期已经是不再现的，而是表现。西方绘画一直要到印象派出现，才开始追求表达内心的刹那，抓住阳光照射在物体上那一瞬间内心泛起的涟漪。西方在古典时期描摹至像，到了印象派才开始模糊。有人说印象派是受日本浮世绘的影响，因为当时出售到西方的日本瓷器多用印有浮世绘的包装纸，姑妄听之。西方油画根据他们自身的理念而言，肯定是精彩的。但潘天寿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不置身于西方油画的氛围之内，不在他们的理念世界之中，以致从难易来说，还是中国画更切合我们的心性。若说在表达传神这一点上，世界上又有哪幅画可以比得上李唐的《采薇图》呢，清人张庚在《浦山论画》中论其“二子席地对坐相话言，其殷殷凄凄之状，若有声出绢素”，我们想象殷末的伯夷、叔齐就是这个样子的，不会有别的相貌了。这里面就蕴涵着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根植于我们血脉中的东西。当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所殉不是清廷，而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将来会怎么样呢，我可以说，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转回头来讲，绘画应该如何，我认为笔墨无情，但执笔墨者不能无情。
盛良灿：让人家经得起看的就是好画
从艺二十年，油画、书法、国画三件东西基本没有割舍过。它们在我这里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我一向坚持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即使有人劝我不要再画油画，我还是要偷偷地去画。油画的色彩非国画所能比拟，国画的笔墨非油画所能争锋，以书入画，其中滋味无以言表(殊不闻溥心畲诲启元白语“汝不必练书，诗工，画自工耳”)。于传统有所承继，则吃亏甚少。我在学校当老师，早上画国画，中午练书法，礼拜六则是出门油画写生。如此经年累月，渐觉不能以色彩来引导人，应该以人来引导色彩。我觉得国画家和油画家应该一起出门写生，再一起办个展览，这样就可以取长补短，互有裨益。就油画而言，我坚守印象派，认为自然的东西不会败坏人。跟国画一样，国画能够抽象到哪里去，再抽象也是现实的，抽象到最后还得有形色，形色之中自有思想。让人家经得起看、让人家感动、让人家流泪的都是好画，不然人家看了这幅画就要走路了。
左起：分别是油画家郑红建、陈东良、潘江龙、季怀 中为：青年艺术家巴赫 右起：分别是国画家施晨光、盛良灿、叶剑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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