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形式上看，本文采用人物手记的第一人称独白的形式进行描写，由涓生断断续续的内心独白，合成了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这是本文最成功的地方。在相爱之初，子君在涓生的心灵里，简直是圣洁的天使和女神，是一首美丽的抒情诗。那“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带着笑窝的苍白圆脸”，“那苍白的瘦的臂膊”，那“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还有听他谈话时所流露的动人的表情，以及观看雪莱像时那略带羞涩的神态，在涓生的心目中，想象中，这是多么安闲超脱、高雅迷人的灵魂！
他是一位“五四”时期唤醒了的知识青年，那时候，读过书的女子不多，而子君这样一位知书达礼，能听得进涓生那些话语的女性，他们“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子君的那句关键性语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那个时代反封建、反礼教的响当当的战斗性语言，标志着青年一代民主主义的革命觉醒，有其不可否认的历史意义。对于涓生这样一位男性而言，自然是有一种找到知音的感觉，甚至产生了共同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理想的勇气。子君的这句话，不仅让涓生欣赏，而且让他看到了她的独立与坚强。但是，他们的关系，仅仅局限在形而上学的境界里，他们彼此在灵魂和肉体上还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样，涓生对子君的认识，就只能是“雾中看花，终隔一层”。然而雾中之花，正因为看得不甚分明，便不免有几分想念和创新，在依稀隐约中，反而更显得风姿绰约，别有韵致。因而，在恋爱中，因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彼此就不免以想象来代替现实，也就是各自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和美学理想，用浪漫主义的想象来美化和塑造对方。而在实际生活中，他们都没有独立的正确意识，更没有独立的能力。
同居以后，涓生对子君得以保持美感的距离消失了，现实主义代替了浪漫主义，形而下的关系代替了形而上的关系。这时他才“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还不过三星期，对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
他们都是受着传统的封建教育思想长大的，涓生从来没有想过去验证自己对未来的计划是否可行，子君也没有维持生计的本领。这一点，从她倾听涓生谈论“伊孛生……雪莱……”时，仅报以“微笑点头”而未置一辞的反应中可以看出。她完全没有在琐碎的家务以及和“官太太”的暗斗中，不能也不愿自拔。对于“喂阿随饲油鸡之类的鸡零狗碎更是倾注全力，乐此不疲”，而且“竟胖了，活泼了起来。”他们还合计过请个女仆帮忙做事。然而在那个社会，他的行为态度是极其不被允许的。那是一个谁都必须要服从的，尊卑鲜明的等级制度，就像帝王专制一样不容反抗。于是就有人告发了涓生。
涓生被解职后，他那种狭隘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及其思想性格得到了充分暴露。他自认为自己的思想境界高于子君，当看到子君惊恐的神气，他大不以为然，曾责怪子君“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会受着很深的影响”，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就思想本质而言，他与子君并无轩轾。他怪子君在社会面前缺乏勇气，但他自己并无积极反抗的表现和表示，他既无行动能力，又无行动愿望。当然，他也曾期望得到来自“视争取自由者为友”的社会力量的帮助，于是写了颇长的信去恳求获得生活资本的机会，结果付出艰辛的劳动却只换来几张毫无用处的书票，这是社会对他的冷淡和讽刺。对他的这种软弱无能，我们在“哀其不幸”的同时，难道不应该更多地“怒其不争”吗？面对社会压力他是这样软弱无能，面对软弱的子君却那样决绝无情，从这鲜明的对比中，不是更能看出他的思想本质吗？
他不敢面对现实，只会逃避现实。当他感到子君冷漠时，实则是他对子君冷漠的反应和反映，子君不是曾经对他说：“我觉得你近来很两样了”吗？他只会可怜地躲到“通俗图书馆”里去“避难”和取暖。根本不曾想到子君的感受，更不用提想起这是他曾经视作最最温暖和融洽的家园。这也难怪，因为他根本没有思想！尤有甚者，最后，他竟忍心对子君说：“我已经不爱你了”，这决绝的表态，无疑是对子君致命的一击。“她脸色徒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
女性在爱情的问题上往往趋于牺牲精神。她们甘于付出却忘了自己，以至于那些没有责任心的男人失去了心爱的人。子君在绝望中想得到救援，可她哪里能得到呢？但她也是自尊的。她只能再回到好容易才逃离的深渊——她的家里去，等待她的也只有死亡。但到死都没有责备过什么。这分明是夫权意识对传统女性的毒害，可这个可怜的女子对爱人言听计从，她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她的亲人、朋友、爱人。
而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归根结底是由那个黑暗的社会造成的，这个悲剧的可悲之处并不在涓生失去了子君后的痛恨，那是他自作自受，而是善良无辜的子君被毁灭。子君纯然是受害者，而涓生，他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于子君的害人者。这应该是作品的实际和鲁迅先生的本意。
鲁迅先生在《伤逝》这篇小说上最大的突破是深刻地揭示了社会解放是个性解放的前提。这在同一时期的个性解放作品中就显得有些单薄。而鲁迅先生做到了。它深刻地指出了经济独立在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了爱情本身的内在规律。爱情是什么？“爱情就是责任，它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自由是灵魂的，因此，拥有并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这是自由的根本前提。
从学术上讲，《伤逝》作为一篇意义重大的新文学白话文，鲁迅先生在语言上的突破是震撼式的。语言是具有社会性的。因而，语言的变革往往代表着一个社会的变革，当一种新的思维融进旧的腐水里来时，原有的表达方式自然不能使用下去了。
这种语言上的变革对应了这篇文章在社会意义上突破性——这也是融知识分子问题和妇女问题于一炉的批判封建社会的作品。涓生的无情把子君逼上绝路，但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她着想，一则是“免得一同灭亡”，再则是她从此“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至于动机则纯是出于“老实”、“不虚伪”的考虑。其实，这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卑怯、自私的自欺欺人的饰词。而子君的死，同样是对涓生幸福的毁灭。期望通过个人奋斗就能解决问题，在那个时代终究是仍在南极冰山上的一根点燃的火柴，自己很快地就熄灭。
在鲁迅所有的作品中，其实都融入了作者对黑暗社会和封建礼教的控诉。“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不仅局限于《狂人日记》。只有全社会的反封建解放斗争像奔腾的岩浆般涌出来，社会才会拥有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