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重在体践之学

　　孔门教法不外乎让人守仁知义而尽道，具体而微，便是忠孝。薛仁明行文直取“随喜”二字，颇为出奇，这本是佛家语，见人行善而生欢喜，亦是因别人欣喜而欣喜，所谓“随他修善，喜他得成”故也。借诸以谈孔子，以谈人间，到底是一剂清凉散，能开明净天。今天下事，亦如自家事，在于元气不复，读书非但不启蒙，到底常在蒙中不觉醒。读书的好处，原本是要人护持自己的元气，能于生命中淋漓尽显，以求生命之丰富，之通达，之圆融。谁想天下再好的路也有化作歧途之时。以致读书成了谈玄说理，自是取哲人圣雄为遮挡，于自家性命了无瓜葛，以致读书如披盔戴甲，层层相覆，此之谓“读书不能承受之重”。今天读书人的躁郁也就果不其然了，与传统文化的脱节也就在所必然了。到头来，虽知“纸上得来终觉浅”，又不能知“绝知此事要躬行”要着落何处。如此一生休了，只是说笑，白白落得造化不成功，与夫蛇虫蚂蚁一同，不能尽人之义。不能尽人之义，长此以往，自然面目可憎，又怎能随喜呢？人间无喜气，真是不聊生。我们也就不得不怵惕之，以期此心尚有如泉之日，愈汲愈清。

　　躁郁时代的读书人

　　首先我要申明，我来金华并不是受传统文化感召，纯粹是为了三焦和林均音这一对友人而来。9月9日从广州开始，一路北行，第12天在南京先锋书店最为疲倦，因为前一晚在南京大学开讲最为热烈，180个人的场地塞了240多人，兴奋过度，当夜睡不好觉。隔天又去南京古城墙游逛，午饭又丰盛至极，上了一道海参，跟肥猪肉似的，我平生未见过这么大个的，以致到了先锋书店开讲，不免犯困。等我给大家签书的时候，从第一个到第三十个读者，静静地把书送到我面前，静静地鞠躬，如此恭敬，如此安静，好像我成了仁波切，他们拿东西供养，后来才知晓，他们以为我还没醒，不好意思打搅。

　　今天我之所以来金华，跟我去上海华东师大一样，只有一个原因：朋友叫我来，我只能答应。我还记得去年春天的时候，《孔子随喜》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一场新书见面会放在杭州，我的朋友三焦全程陪我，他的专业是摄像，我走到哪里，他拍到哪里。后来我去上海，他也一路随行，连我坐地铁，他也要跟拍，上海女人飞来白眼，直纳闷“这么个小老头有什么可拍的”。到上海那次，好多朋友过来，南京、天津，甚至日本都有人过来。吃饭时，天津一友人突然站起来，很严肃地对日本友人说“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贵国人民致以最高的慰问”，因为日本刚刚发生福岛核泄漏事件。当他如此讲法，真是令人愕然。真正的中国人不是这样讲话的，你又不是国家主席，怎么有办法代表中国人民？所谓“致以最高的慰问”，莫非还有“次高”、“普通高”的么？仔细琢磨，这种话不真实。自“五四”以来，尤其四九年以后，这种不真实的语言颇有影响。我对我的天津朋友说，“在中文的语言里，今天我是个中国人，你是个日本人，有机会认识，问声‘你那边好不好’，略加慰问，绝不会如你这般抽象。”这也是我为什么反驳三焦说我是受了“贵校同学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的感召而来的原因。

　　对一个作者来说，前后二十天，从广州一路上去，有朋友笑话我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工作叫作“北伐”。起点是广州，终点是北京，路线一模一样。在20天的行程里面，金华最特殊。有人问我“怎么跑金华去了”，以为是不是打错了。除此以外，我去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也是如此。我一朋友先前在上海听过我一场讲座，等他想去听第二场时，发我一条简讯说“我在GPS上搜索不到闵行校区”，确实，我自己在台湾的Google上也没有搜索到，可见闵行校区有多偏僻。我今年三月来大陆，唐小兵发我消息，希望我去华东师大做一场讲座，我想好呀，可他没有告诉我华东师大闵行校区有多偏僻，以致我在上海换了三次地铁，再换出租车，还要跑一段高速公路，找了半天，差点连的哥都迷路了，最后才摸到华东师大的门路。唐小兵老师跟我吃了个饭，又带回去季风书店逛了一下，说是让我下回出新书时再过来一趟，我当场大气都不敢出，不吭一声，心里直嘀咕“这么远的地方鬼才要来”，很不幸，在季风书店近两个小时的讲座，从头到尾没一个人走掉，反而越来越多，其中唐小兵老师他们历史系的学生有许多没办法过来，当天晚上刚好赶上史学史的课程，究竟是逃课听讲座，还是留守保学分，好一番天人交战。最后还是有些历史系的学生溜出来了，经过这两个小时，我想“下次我得再来”。

　　我所要说的是什么？今天对我而言，新书的宣传效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东西是其中的情谊。华东师大于我的印象太深，所以九月之行，我又过去了。今年春天，三焦携他的夫人林均音又一同赶到杭州见我，连续三年，都是如此。以致新书见面会的时候要不要去金华一趟，这令我左想右想，行程排来排去，最后觉得“一定要来”。要是不来，总觉得对不起我的朋友三焦似的。因为中国人的世界，情感优先，自古知人论事，都是具体明确，有一个真实的对象，真实的情感在里面，不尚抽象。孔子跟后来的读书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作为一个圣人，他的志向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得多，他不是一个志向远大的人。在《论语》里面，孔子跟他的学生闲来没事，坐下来说说各自的志向，甲说乙说，子路先说，他是学长嘛，最先出头的第一个被宰，被孔子修理笑骂，不管怎样，学生如何说，孔子都有不同的反应，等子路反将他一路时，“老师你也说一说自己的志向是什么”，孔子说“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年老的人能够安心，年少的人受到关怀，朋友之间能够有一个真正的互信。这就是孔子的志向，较诸后来的读书人，真是异常的平实而又简单。乔布斯所说的改变世界，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请问你到底怎么改变？这个问题在宋代已经日渐凸显，话越讲越大，越来越远，最有名的当属张载，横渠四句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与孔子的十二字相较，横渠四句既遥远又抽象，过度标榜反而魅力十足，这种被吸引常常是个误区，读书人更有可能遭遇这样的情况。越是喜欢讲伟大理想的人，他遭遇的这种情况越是严重，因为他把自己的理想标榜得那么大，现实情况全然不是这么回事，反差越大，失落越深，口气一个比一个大，志气一个比一个高，每天焦虑、愤怒，最后统统成了愤青。志气高本不是坏事，但必须让它回到真实具体的状况里来，不能变作抽象，开口改变世界，闭口重整乾坤，“改变世界”这个东西多么抽象，我们要回到中国文明里面，回到孔孟老庄，真正重要的东西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你自己。

　　读书人遭遇这种状况最严重的关键一点在于想事情、看事情容易抽象思考。想一个普遍的原则，想一个概念，跟眼前的现实搭不起来。读大学时，我很认真地读了新儒家的哲学，他们能够拿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体系处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说得清楚明白。以前有知识分子批评我们传统文化思想缺少一个明确的概念或者清楚的论述，没有逻辑思辨，新儒家则是将三家的思想彻底逻辑思辨化了。我以为对这个世界完全了解，对于人的良心、本体都明白了，可我的烦恼一点都没有减少，我的困扰更是比以前多。脸部紧绷，成了一个彻底的愤青。换句话说，我读了那些讲得那么清楚的概念之后，对我这个人一点帮助都没有，儒释道三家都叫你把紧绷的肌肉放松下来，叫你把不必要的纠纷和执着也要放下，我觉得我懂了，说给别人听也可以，三五个小时谈下来，回去仍是纠结不已，一点用处都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力量。中国的学问，尤其是儒释道三家的学问，都是“体践之学”，关乎生命体验实践的学问。不是拿来逻辑思辨。它是让你的生命一点一滴地看到变化，让你的生命品质获得改善。具体而微，则是读了三家的书，好好浸润其中，最后的结果，跟一年前的自己相较，你的脸会比一年前好看一点点，旁边的人也会觉得你比一年前可爱一点点。以前，我的朋友都怕我，看我如同看神像，高高在上，他们可能尊敬我，但不想理我，我以为自己很有学问，懂很多事情，身在喜玛拉雅山之巅，一览众山小，可是你没办法脚踩实地，跟真实的生命发生连接。我们接触到的读书人，是否都有这个问题？我的《人间随喜》中有一篇被讨论最多、争议最多的，就是《我读大陆读书人的脸》。在季风书店，之前与我略作应酬的经理，活动结束之后，特意出来与我告别，“下次有机会，无论如何要到我们这边来”。出版社的朋友跟我讲，他是为这篇文章所触动，“我看到许多知识分子一张张的脸，躁、怒、愤、戾，全然全然，都是纠结”。他是起了共鸣，才跑出来送行。读了很多书的人，学问非常好，却常常有这种问题，莫名其妙地生气，脸色干枯，没有笑容。按理说，读书是件好事，为何旁边那么多人读了那么多书，一点都不可爱了？因为他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逻辑推理上。在一个抽象的世界里面，读书越多，异化得越厉害。

　　一次我去马鞍山见诗人杨键，中途换长途巴士，等车时，我就溜到一边儿看人来人往，权当看风景。一学者约莫六十上下，甫一出来，便有一个四五十岁的人一个箭步上去，恭敬地喊了句“某某老师”，把他的行李拉了过去。之后，又有一小伙赶了上来，行李又转到了他手上。三人同行，学者自始至终，眼观鼻，鼻观心，没有正眼瞧过旁边两人一眼。我当时就很纳闷，何来这等架势？姑且答之为有学问。可这学问后头的人在哪里？这些大学者把后头的人给搞丢了。现在大陆的国学热，重点不在于他们讲的如同心灵鸡汤，而在于他们谈的学问与他们的为人兜不起来，台上头头是道，台下彻底颠倒。这是最悲惨的情况，他们都不担心人格分裂么？比之较好的情况则是，你的人和你谈的学问没有关系，傅佩荣永远都是在酒店写稿，不跟人来往，也不应酬，在街上走也不看花花草草，统统不看，一门心思写他的东西，这种生活，谈西方的抽象哲学再好不过，康德的生活简单得不得了，每天时间到，哲学大道上。不必跟外面的世界来往。但中国的学问不是这样，孔孟是不是关在书房写论文？不是。他们是跑江湖的人。孟子出门经常是几十辆车跟在后面，孔子数十年周游列国，学问都是提炼自他们丰富的生命经验。我们现在的人，谈学问谈上半天，跟他的生活世界却是两个世界。我们现在的人都活在一个过度抽象的世界。来大陆之前，我内人问我，表情很严肃，我就很紧张，以为做错事了，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你现在文章在两岸一篇篇地写，书一本本出，讲座一场场讲，最后改变不了世界怎么办”，我说“我干嘛改变这个世界，我又不是吃饱了撑着”。我的想法很简单，今天我之所以一篇篇文章写下去，一本本书出下去，只是很具体地希望有那么一个、两个读者，或许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能够有所触动，突然觉得就是这样，嘴角漾起一抹微笑，看世界能够清楚一点点，脸色也能够好看一点点，世界还有希望，就是还有一些好的可能，这么一点点就够了，没有什么要改变世界的，今天你只要抱着改变世界的念头，那就成了一个妄念。这个世界之所以这么乱，就是因为太多人要改变这个世界，那么多人太有理想，要彻底改变世界，不断革命，中国这么一百多年，就是被革坏了，忘了眼前最根本的东西。今天中国的所有学问都是“为己”，今天比昨天好一点，今年比去年好一点，当你自己改变了，你才有可能对旁边的世界有一点点真正的影响。当你每天都愤怒，这个世界就变得愤怒。只有你自己明朗下来，舒坦下来，谈其他的东西才会变成真正的可能。只有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调回到一个真实具体的世界，躁郁、纠纷也就慢慢地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