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是天

　　孙炎明一无权，二无钱，从警校毕业三十年，还是一名普通警察，至今仍居住在上世纪简陋的集资楼里。 自从警那天起，孙炎明就给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当一个好警察，要对得起那身警服。他沿着这一目标坚韧不拔地走了下去，竟攀登上了自己的珠峰：荣获“浙江骄傲”2010年度最具影响力人物、CCTV“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2011年底，他被授予“公安战线一级英模”称号。

　　“重犯监室年年平安，而自己的生命还要经历更多风险。他抖擞精神，让阳光驱散铁窗里的冰冷，他用微笑诠释着什么是工作，用坚强提示着什么是生活。人生都有同样的终点，他比我们有更多坦然。”

　　这是“感动中国”组委会为他题写的颁奖辞。

　　放心不下的是他管教的监室

　　2004年6月10日早晨，晨曦像溪水似地流进东阳市巍山医院肿瘤科的病房，孙炎明剃了光头，穿着松松垮垮的病号服去放疗室做放疗。5月30日，孙炎明在妻子张春香的陪伴下，从义乌市人民医院转到巍山医院的肿瘤科病房。入院后，他就开始接受放疗，每天一次，每次5分钟。对病人来说，放疗犹如地狱旅行，放疗射线“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大开杀戒，不管癌细胞还是健康细胞统统被杀死。放疗后，眼睛酸痛，恶心呕吐，吃不下饭，四肢像柳枝似的绵软无力，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还失眠少觉，恐惧沮丧，孤独无助，只剩下挫折感和失败感。他算是另类，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放疗就放疗。似乎他不是来住院的，不是来放疗的，而是来疗养的。他不仅整天笑眯眯的，而且话还很多，好像那些病友都是他的在押人员，跟这个聊聊，跟那个谈谈。手术了，放疗了，病情也稳定了，他说什么也躺不住了。早晨起来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管辖的37、38号那两个监室的人，恨不得找台电脑把自己的眼睛夹在邮件里发回去看两眼。心里怎么会不安呢？监室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的电话挂过去，同事说没事，让他安心养病。我在住院，即使监室有什么事也不会告诉我。不行，不能在医院这么住下去了。这日子怎么像南极似的一年到头才有一次日出日落？不行，我得早点出院上班。人活着要有价值，不能为活着而活着。他宁愿有意义地多活一天，也不愿意没意义地活十年。他的意义就在于看守所，就在于那两个监室的人。假如自己走了，最对不住的就是父母，他们已年逾古稀，最怕的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些年来，他忙于工作，很少回村去看望他们。女儿已考上中山大学，她的自立能力很强，将来工作和生活都不会成问题；妻子有她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学生。孙炎明来到放疗室，先找医生商量：“医生，能不能将放疗药物的剂量提高一倍，将35次放疗缩短为17次？”他算过，每周放疗五次，五七三十五，要七周。七七四十九，再加上白细胞低时不能放疗，这样最起码要五十多天，甚至两个多月才能见到那两个监室的人，这样实在太漫长了。

　　将35次放疗缩短为17次？这实在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此前还没人这样想过。医生白了他一眼，用不容商量的口吻回答：“不能！药物的剂量和放疗的时间不能随意改动，否则会出医疗事故，甚至会死人的。”他看了看医生，不吱声了。缩短疗程这招儿不行，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招儿呢？放疗完后，他躺在床上琢磨起来。他突然一拍大腿，活人哪能让尿憋死？现在还躺在床上干吗？妻子回学校上班了，现在，医院没人看着他了，只要溜出医院，坐上公交车不就可以回看守所了吗？他兴奋了，跳下床，换下病号服。作为警察的他轻而易举就在医护人员的眼皮底下溜出了医院。在巍山镇，亲朋好友多，他怕被他们认出来，就钻进路边的一家商店，买顶草帽扣在头上，这样可以将部分脸遮挡住。他最怕的就是巍山的亲朋好友知道自己在放疗。巍山离东山村很近，巍山的人知道了，东山村的人就知道了；东山村的人知道了，他年过古稀的父母就知道了。他没走多远突然感到有点儿眩晕、恶心，两腿发软，身子冒汗。自己平时一天走三十多公里都没问题，这怎么才走几步就走不动了呢？他这才想到自己做完手术时间不长，身体还没恢复，刚刚又做了放疗。走不动也要走，说什么也要咬牙坚持下去。他默默地对自己说：“你不要去想你有病，不要去想你动过手术，不要去想你刚做完放疗，多想想其他的事。”还别说，这招儿还真有点儿效果。巍山镇的熟人多既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不，遇到一位熟人，他正好开车去城里，孙炎明搭上了顺路车。他坐在车上，望着道路两旁的农舍、庄稼和果树纷纷向后退去，一会儿车就进了市区。“你把我在前边扔下吧。”他指了指前边不远的路口说。下车后，他坐公交车到看守所所在地金店村。再下车时，眼前出现了高大的围墙和通向看守所的路。“老孙回来了！”同事惊喜地说。“不会吧？他得的是脑癌，又不是头痛脑热，手术才几天哪！不是说还放疗吗？哪能这么快就出院？是不是看错人了？”没看见孙炎明的疑惑地问。“他确实来了，还跟我说话了呢！”“真的吗？我得过去看看他。”孙炎明走进看守所的院子，穿过三道门，直奔监区他分管的两个监室。

p>　　病中也是那几十号人的“当家”

　　对孙炎明监管的那两个监室的人来说，他相当于“当家的”，他们进来后，几乎所有的一切他都要管。管教管教，既管又教。

　　有时他要严厉地管，不允许他们违犯监规。

　　有时，他像父母似的富有爱心、耐心和恒心地教育他们，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就三遍。哪怕他是即将被处决的杀人犯，已经没有两天活头了，也要尽一切努力去教育，让他不带着罪恶的灵魂离去。有时，他像挚友，真诚地与他们谈心，帮助他们走出心理的困境。你想想，这么一个重要的人如果突然不见了，这几十人该有多么难受？他们的日子好像一下子没了白昼，只剩下夜晚了，很烦很闷。烦闷是一种什么感觉？虽没抵达痛苦的境界，却让你感到什么都不对头了，连呼吸都不顺畅了。所以，当穿着便装的孙炎明出现在监室门口时，监室好像亮了一下，里边所有人的目光一下集中到门口，集中在他的身上。一看到他们，孙炎明的心一下子就着陆了。这些日子看不到他们，心就像悬在半空的秋千，悠悠荡荡，搅得他坐卧不安，心神不宁。他怕自己不在时，他们有什么事代班管教不好处理。

　　“管教，你没事吧？”“没事儿。”孙炎明说。问得关切而含蓄，答得善意而含糊。还没事儿呢？脸色苍白，目光疲惫，连脚步声都变得绵软无力了。“管教，你身体不好就别来看我们了。”“管教，放心好了，我们不会给你惹事的。”这话让孙炎明感到慰藉和感动，来的路上还觉得晕乎乎的，脚像踩在棉花垛上，人像在太空中半走半飘似的，现在这脚怎么突然就落在了地上，一下子就来了精神，有了力气。“我知道你们不会惹事儿的，只是想你们了，过来看看。”孙炎明说。

　　左飞虎坐在一个角落里，没有吱声。他不用嘴说话，那么用什么？眼睛。他在用目光询问：“管教，你好吗？”“左飞虎，你怎么样？”孙炎明问。他点一下头，意思是说好。“收到家里回信没有？”“没。”他轻声答道。他在传销窝点杀死两个参与传销的女孩，估计死罪难逃。“不要急，你家那么远，书信来往需要时间。再说，你犯了这么大的罪，父母接到信后，可能一下子缓不过神来，不知道怎么给你回信。再等等吧，我想过几天就来了。”“谢谢管教。”左飞虎眼睛湿润了。从那之后，孙炎明三天两头就往所里跑。

　　他不可能在巍山安心养病，看不见、摸不着这两个监室的四五十号人哪能放心？见一次，回到医院，过一两天心就又悬起来，要想让心踏实就还得去看守所。孙炎明不去看守所，那两个监室的人心里也不踏实。几天没见到孙炎明，他们的眼睛就不时地瞟向门外，看看有没有他的身影；耳朵在倾听，听听有没有他的脚步声和说话声。见到他了，他们的心也就踏实了。只要有孙炎明在，他们焦虑了，烦躁了，恐惧了，苦闷了，喊一声“管教，我要谈话”，孙炎明就会将他领到谈话室。孙炎明不是一个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的人，却能让像坚冰似的堵在他们心口的块垒融化，能像一阵阵春风将他们的烦恼吹去。孙炎明第三次溜回看守所时，左飞虎一见他就站起来，走过来说：“管教，我的律师来过了，是我父母给请的。父母的信也收到了，是律师捎来的。”虽然左飞虎的语调和语气都很平静，孙炎明还是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欣喜和感动。孙炎明也出生于农家，知道农民养一个儿子是多么不容易。尽管左飞虎杀了两个人，不判死刑的可能性极小，可是当父母的哪能不管？这请律师的钱真不知他们是怎么凑出来的呢！孙炎明对着监室的所有人感叹道：“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你们干了违法犯罪的事，被抓了进来，丢了父母的面子，让他们抬不起头来，可是他们没有放弃你们，仍然还爱着你们，牵挂着你们的冷暖，出钱给你们请律师。你们知道他们的钱都是哪来的吗？有的把养老的钱都拿出来了。没钱的把牛卖了，把房子卖了，甚至为此欠下债，你们对得起他们吗？他们千辛万苦地把你们拉扯大，不求别的，只求你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只希望你们让他们省点心。如今，你们在坐牢，他们也在坐牢啊，他们坐的是自己的‘心牢’。他们天天都在自责，在愧疚，在忏悔，没把你们教育好。你们就不能让年迈的父母省点心，让他们的晚年过得舒心点儿？这也算是你们对父母的孝顺，算是对他们的养育之恩的回报……”在场的人一个个都低下了头，年纪小的已眼泪汪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