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是天

　　岗位很平凡，事业却伟大

　　后来，孙炎明出院了，原以为出院后回到城里，离看守所近了，想去也方便了，没想到出院不仅没住院自由，而且心情也越来越糟。在巍山“天高皇帝远”，妻子不能天天守在身边，他想回看守所，溜出医院就可以上车走了。出院回家后，学校放假了，妻子可以整天守着他了。女儿考取了中山大学，要9月初去报到，也在家里。

　　他属于工作，属于那两个监室的人，习惯于像高飞的鸟儿似的不睡觉不回窝，让他像个宅男似的整天待在家里哪受得了？闷也闷死了。“我出去转一转。”孙炎明说。“你要去看守所就直接说好了，绕那么大圈干吗？”当孙炎明说了四五次“出去转一转”后，性情直率的张春香就将他的谎言揭穿了。她嘴不让人，可是却能理解他的心情和感受，知道他放心不下那四五十号人，在家里坐不住。妻子把事点破了，他尴尬地笑笑，说：“好吧，我想去看守所看看。”“我觉得你这样还不如上班。早晨你可以坐所里的班车过去，下午坐班车回来。如果觉得身体吃不消，你就打车回来。”孙炎明喜出望外，没想到还有这么一位潜在的同盟军，而且挺的力度远远超出想象。过去，怎么就没发现呢？

　　下午，孙炎明推开所长办公室的门：“所长，我出院了，想要上班。”“老孙哪，你这出院才两天，哪能上班呢？在家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吧。”“关在家里没事做，我就整天想自己的病，想自己还能活几天，越想心越窄，越想心态越不好，愁也愁死了。这哪里是在家养病？纯粹是在家生病。再说，所里的人员紧张，我上班不就多一个人，多一个人就多一双眼睛……”孙炎明一口气说了一大堆理由。所长思索一下，问：“你家属能同意吗？她要同意的话，就给我打个电话好了。”当晚，张春香打电话说：“所长，孙炎明要上班，我也同意。不过能不能暂时先不安排他值夜班？另外，他哪天要是身体吃不消的话，能不能允许他请假回来？”“没问题！夜班不安排，上班后感觉不舒服随时可以回家，不用请假。”所长爽快地答应道。孙炎明上班了。他走出家门时，突然回头对妻子说：“老婆，我上战场了。”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刻钟都很珍贵。他要让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他把出门上班视为一次庄重的出征，是对疾病的一次挑战；将平平安安地下班回家视为一次凯旋，一次胜利，一次挑战的成功。挑战不会是一件轻松的事，胜利不是那么容易的。孙炎明傍晚下班回家，对妻子说了句：“老婆，我凯旋了。”他真就像浴血奋战的将士疲惫不堪了。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将脑袋仰在靠背上，一动不动。

　　一个月后，孙炎明跟所长提出要值夜班。“你这身体状况哪能值夜班呢？不行，不行。”“我想试试，如果不行，我就退下来；能够坚持的话，我就坚持下去。”领导坚决不批准。孙炎明说：“所长，我想忘掉疾病，把自己当成一个大病痊愈的人。你也千万别拿我当病人，那样我会不舒服的。”

　　不批准孙炎明值夜班就等于把他当成病人，把他当病人就等于让他不舒服。领导没招了，只得批准了。孙炎明第一次值班值的是后半夜的。后半夜的班比前半夜辛苦，前半夜有事就不能睡觉，后半夜凌晨两点接班，第二天早晨八点才能交班。孙炎明接班不一会儿就感到头痛，而且越来越痛。半小时后，头痛得像要爆炸似的了。同事见他面色苍白，汗顺着脸淌，关切地问道：“老孙，你行不行啊？不行就去休息吧！”“没问题，我行。”他说完，找个自来水龙头，用冷水冲一会儿头。在冷水的刺激下，头有点麻木了，疼痛轻了，没想到他自己发明的这土办法还真管用。可是，过一两个小时，他又头痛难忍了，只好再用冷水冲。后来在采访中，我忍不住问他：“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他说：“生命在于运动。许多人不是靠跑步、爬山、打太极拳来锻炼身体吗？我把走路也当成一种身体锻炼，只不过锻炼时间不一样，别人是早晨跑步，晚饭后散步，我是上班走路。夜班要一小时巡查一次，你就当每小时散一次步好了。当你把巡查当成了散步，也就不感觉累了。”巡查是被动的，散步是主动的，把被动变成了主动，感觉也就发生了变化。

　　孙炎明是四五十号人的家长。他没把他们当犯人，而是当成家里人。天冷了，他看谁穿得单薄，回家找件衣服送过来。他发现谁有点儿发蔫，就关心地问：“你是不是有点儿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我去找医生给你看看。”饭后，他时常过来问一问：“饭菜够不够？没吃饱就说，我再想办法给你加点儿。”新进来的情绪沮丧，吃不下，睡不着，他就一遍遍找他们到谈话室去谈话，直到将他们心里的阴霾驱散。在公开场合，他们称他为管教；私下里，年纪小的称他为孙爸爸，年纪大的称他为孙大哥。采访37号和38号监室的在押人员时，我只要提起孙炎明，他们就会说“我们管教找我谈话”、“我们管教送给我一件毛衣”、“我们管教领我去看病”，这口吻有点儿像说“我爸我妈”或北方人说的“咱爸咱妈”那么亲切。孙炎明被评上“浙江骄傲”和“感动中国”人物后，找他作报告的地方多了，有时他三五天不露面，“笼”里的人就叨咕上了：“我们管教哪儿去了？出差了，还是犯病了？”“你说怪不怪，我在外边时，我爹我妈几天不在家，我也没想过，我们管教这几天没上班，我怎么就想了呢？”他们之所以这么惦念孙炎明，是因为他不仅打心眼里关心他们，更尊重他们的人格。

　　向权生是犯杀人罪进来的，他自幼右手残疾，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别人的歧视与欺负。在东阳打工时，他遇到一位看不起他的人，他跟那人打了起来。结果，那人被捅死了，他进来了。

　　两个月后，孙炎明问他：“你在这里生活习惯吗？”这句话在外边人看来是废话，谁能在这儿习惯呢？不过，不习惯又能怎么样？你孙炎明能给调到五星级酒店去吗？可是，对里边的人来说，这绝对不是废话，他们能从这话里提炼出几分关心、几分温暖。“别的还好，就是吃饭不习惯，你们这里的菜不辣。”孙炎明想，对啊，再好的菜不加盐也无法下咽，对湖南人来说，这辣椒就相当于食盐。不是说“四川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辣”吗？可是，东阳市看守所羁押的湖南人不多，也就三五人，多时也就七八人。许多地方的人吃不了辣的。让食堂每顿给这几个湖南人烧个辣菜也不大可能。“我想，你恐怕一时还难以适应，不过慢慢来。我呢，也帮你想想办法。”孙炎明当天就去超市给向权生买了一瓶辣椒酱，送了过去。向权生接过后，急不可待地打开盖，用手指抹一口放进嘴里，眨眨眼睛，吧嗒吧嗒嘴：“不够辣，不够辣。不过谢谢管教，谢谢了！”孙炎明一听他还嫌不辣，几天后又跑到东门菜场给他买回几斤朝天辣椒。向权生咬一口辣椒：“这个够味，好，谢谢管教！谢谢！”在向权生的眼里，这哪是辣酱和辣椒啊，这是孙炎明对他这个湖南人饮食习惯的尊重，对他向权生这个人的尊重！向权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一个只要你敬我一尺，我就必须敬你一丈的人。为对得住孙管教这份尊重，他在监室不仅不遗余力地把该做的事做好，而且还处处起带头作用。

　　件件小事都体现出孙炎明的不寻常，不普通。这不是因为他得了脑癌，而是他能将平凡的工作当做一项伟大的事业来做，在一个不被世人看在眼里的平台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认为，愿意为工作献身的人大都有事业感，他相信自己的工作是神圣事业的一部分。为此，即便是再平凡的工作，他也会从中获得某种人生价值。这种人追求的重要目标是内心的满足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为此他们很少像俗人那样计较报酬和名利。孙炎明忠于职守，与雷锋、郭明义一样，都是沿着一条不能再寻常的小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