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华中心医院援非医疗队的故事
从1968年2月8日浙江省向马里共和国派出第一支医疗队至今,浙江医疗队的援非工作已跨越了39年的历史岁月。
作为来自中国浙江医疗队的一员,金华中心医院的白衣天使们的身影闪耀在广袤的非洲大陆。他们远离家园、亲人,承受酷热、干旱气候对人生理的严峻考验,承受致命疟疾、艾滋等各种传染病的死亡威胁。但他们没有止步,他们一代接一代,一批又一批,为非洲人民的健康,为中国和非洲人民的友谊,为祖国的外交事业,毫无反顾地踏上非洲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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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熙善:这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段记忆徐熙善,金华市中心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2005~2007年两年间,作为浙江省第19批援助马里医疗队金华分队的队长,他带领队员们,用精湛的医术和辛勤的汗水,换回了服务地马尔格拉人的交口称赞。在2008年召开的“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45周年暨表彰大会”上,他被评为“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个人”。
缺医少药,中国医生很受欢迎
每当电视里出现与非洲有关的画面,总会想起在马里的日子,想起那里朴实的人们,想起给他们做的手术,想起医疗队员自己种的茄子、黄瓜,这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段记忆。
2005年7月,我作为浙江省第19批援助马里医疗队金华分队的队长,来到马里共和国。我们的驻地在马尔格拉市,属于马里塞古大区(相当于我国的省)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和我国的一个普通乡镇相当。
马尔格拉医院算是一个县级医院,只有4个医生,120多张床位。因为要承担整个塞古大区的医疗服务,床位不够,有的病人来看病,自带毯子睡在地上。我的门诊室里,就一桌一椅一床,药都堆放在桌子上,和过去的乡村医院一样,看好病没有发票,没有处方,就从桌上倒几颗药给他吃。
在这样一个疾病肆虐的地方,人们太需要医生了。有一次,医院里送来一个九岁大的小孩,被牛顶伤了,从下腹部刺穿,肚子涨得跟皮球一样。非洲的牛,牛角特别尖,常见的都半米以上,而非洲小孩,有的十来岁就要放十多头牛。
给他肚子打开后,清理掉一肚子的大便,发现肠子上好几个洞,肝脏也破了。该切的切掉,该补的补好,手术过程中,小孩血压不稳,发高烧,随时有生命危险。医药和设备都有限,这么严重的病人,也就用了点青霉素,好在手术成功,小孩恢复得很好。但是作为医生眼看着这么危急的情况发生,内心不免沉痛。
在马尔格拉,医药和器械基本都靠中国援助,所以当地人都很欢迎我们的医疗队,实际上,我们8个队员过去后,承担起了医院的大部分工作。
按堆卖菜,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
马里是一个法属殖民地,老百姓读过书的都会讲点法语,有些人讲英语,绝大多数老百姓讲的是当地的土著语言,叫做邦巴拉语。我们援非之前培训过半年法语,但是效果不好,到了那边不够用,反而是当地的土语邦巴拉语学起来很快,三个月以后就基本上不用翻译了。
土语用最简单的词汇来表达意思,好学好记。举个例子,“古诺”是肚子,“滴密”是痛的意思,来个病人,我们问他“古诺滴密滴密?”他说“巴滴密”,就是不痛,他说“滴密滴密滴密”就是痛得很厉害。工作上和生活中,我们多用邦巴拉语与当地人交流,很快熟悉了他们的生活状态。
过去,在援助非洲的中国人中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穿衣三块布,吃饭靠大树,经济靠援助。在我援非的那两年中所见,当地老百姓确实比较穷,只有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生活水平。整个国家没有工厂,用品基本靠进口,中国的产品,尤其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产品有很多。一些从中国淘汰下来的二手电器,在那边还在作为优质商品出售。
马里有半数人以上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我们去当地买菜的时候感受特别明显。他们的菜场就是用树枝搭个简易棚,西红柿、青椒、包菜,三个一堆,五个一份,分门别类摆好,一般不过秤,就这样按堆卖。我们说这些青椒全买了,他就算不过来,还是要三个一堆三个一堆摆好,这个先给你,钱收来,这样一份一份的卖掉收钱。
这种情况也在改变,大家渐渐意识到了教育和知识的重要性。小孩子都穿得体面干净去上学,我们印象中那样袒胸露背的不多,看得出家里对子女的培养比较重视。也有的小孩不愿意上课,就跑到我们医院来,托我们给他写张条,告诉老师他发烧了,不能上学。
在马里的法律规定,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中国人可能觉得奇怪,那么多老婆怎么养得起?其实在当地,老婆不是全靠老公养的,多娶一个老婆有时候等于多一个劳力,她们要做很多家务事,并抚养大自己的孩子。现在受过高等教育,有稳定工作的马里人也并不愿意多娶。
他们不富有,但他们很快乐
黑人有他们独特的习性。他们单纯、淳朴、直率、热情。下班后,我经常会拿起相机到周边去逛逛,非洲的第二条大河———尼日尔河流经马里,我最喜欢一路走去河边散步。路上遇到马里人,他们总是主动打招呼:“中国人好!”
常常遇到他们正在吃饭,就是烧一盆饭,炒个西红柿鸡蛋之类的往饭里一倒,大家围坐成一圈,你一口我一口的用手抓着吃。看到我们经过,还会热情的招呼我们一起吃。
但他们也有懒散随意的毛病。我在马尔格拉医院的一个黑人助手,一直跟中国医疗队合作,跟着骨科、脑外科、胸外科等各种专业的专家做手术,二十多年下来,连最简单的阑尾炎手术都不会做。我有一次问他:“怎么你就学不会呢?”他回答我:“如果我都学会了,还要你们中国人来干嘛呢?”那种无知而又坦荡的态度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很多妇女比男人要辛苦。院区内,每天可见头顶铁盆游走叫卖的妇女,上面放着香蕉、橘子之类的水果,手里提着冰壶或牛奶。我们的马里同事,一顿饭常常就是一支香蕉加一杯牛奶。
但在我们眼里贫穷艰苦的生活,却并不妨碍到他们有快乐的心情。他们整天露着一口白白的牙齿,高高兴兴的和你打招呼。节庆的时候,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随着音乐舞动起来,所有人都边唱边跳,大喊大叫,那种热情洋溢的快乐是我们所缺乏的。
杀一头猪,难倒一整队的专家
马里气候分雨季和旱季。每年7月下旬左右,开始下点毛毛雨,到8月份,雨水就很充沛了,雨季接连下了三场雨后,是当地的开种节,老百姓开始挖地种粮了,把高粱、小米之类的种子撒到地里,那个时候,满地都是碧绿,都是草,都是花,树也很多。从10月份进入旱季后,会有整整九个月不下一滴雨,地上都是干燥的黄泥,寸草不生,树也枯枯的。雨季和旱季真是两个世界。
从11月份到第二年的1月份,是我们中国人感觉最凉爽的时候,早晚都要穿长袖,最冷的时候加件羊毛衫。但黑人就受不了了,羽绒服一穿,棉袄一套,帽子一戴,什么保暖的花样都出来了,两只手往口袋里一揣,直叫“乃乃,乃乃”,意思是“好冷,好冷”。
马里毗邻撒哈拉沙漠,自然条件非常恶劣,最高气温达到53℃,天气太干燥,空调开一整天也滴不了几滴水。我们中国人刚去的时候就特别不适应,手裂脚裂,睡一觉起来喉咙要冒火。同去的一个厨师,一动鼻子,鼻孔就会裂开流血。我们睡前就在床边放杯水,醒来口干就咕噜咕噜猛喝。
最难适应的还是饮食方面。在马里,牛、羊、鸡、鸭肉都能买到,唯独国人最爱的猪肉吃不到,因为当地人信奉伊斯兰教,连谈论猪都是忌讳。也有的黑人养猪,卖给中国人。我们管当地黑人养的猪叫“垃圾猪”,他们的猪不像中国养在猪圈里,而是到处跑,哪里有垃圾就往哪里拱,因为人都吃不饱,哪里有东西喂猪呢。这样的猪皮厚肉瘦,没有国内的味道。
我们吃牛羊肉吃了几天不香了,大家就馋猪肉。有一次去乡下买了一头猪,黑人不管杀,我们只好把活猪用救护车运回来。杀头猪,难倒了我们一队的专家,谁都不敢,有人说让外科医生来,我说我手术刀是拿了几十年,但杀猪还真不会啊。最后有个人自告奋勇,把猪捅死了,然后敲个钟,哐哐哐,把整个医疗队的人都叫出来劳动,修肠子的修肠子,洗猪头的洗猪头,费了好大劲才吃上在马里的一顿猪肉。
在马里的半个月饼,是世界第一美味
每个医疗队驻地都有一片菜地。我们种了茄子、丝瓜、三月青、韭菜、花菜等好多蔬菜,这些都是马里没有的。有一次,驻马里的中国大使来我们医院慰问,看到我们菜地里的花菜特别激动,说:“我们都好几年没有吃到过花菜了。”我立马砍了一袋子给他带走。
我们的菜长成之后,也会送点给别的驻马里专家组,他们有多的也会给我们送点来,相互调剂,相互分享。同在远地,彼此间都特别有亲情。
一年中秋节,糖厂给我们送了一盒月饼,把我们整个医疗队都感动得不行。一共8个月饼,我们医疗队有10个人,住在我们医院的中国病人有4个,大家一人半个分掉了7个月饼,剩下一个谁都舍不得吃,最后还是留给了病人。我也拿着半个月饼回去,泡上杯茶慢慢品,当时真觉得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
现在回国之后,不论是工作环境,还是衣食住行,条件都要好太多。以前遇到事情会有点脾气,回来之后心情开朗多了,豁达多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有了变化。马里的两年岁月让我学会了感恩,学会了知足,也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见习记者赵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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