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说，了不起，21岁就当了大元帅

　　1962年，浙江婺剧团首次上京汇报演出。当时北京观众许多不识“婺”字，更别说婺剧这一地方剧种了。一观之下，觉得乡土味又鲜又野，首场演出即一鸣惊人，隔天报纸便登出了报道，对婺剧的表演艺术大加赞赏。

　　在北京的金华老乡更是疯狂捧场，许多人几乎是场场必到。原定二十多天的演出在如潮的好评下延长到四十四天。献演的有《双阳公主》、《三请樊梨花》和折子戏《断桥》、《对课》、《僧尼会》、《米兰敲窗》、《打郎屠》等经典剧目。

　　倪建甫说，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是在11月初的一天。当天剧团在西单长安大戏院演出《双阳公主》，票子全部售罄。他扮演男主角——宋朝大元帅狄青。虽然那时的倪建甫还是剧团里最年轻的演员之一，但是圆润动听的唱腔，英俊潇洒的扮相，干净利落的身段，已使他从一众表演经验丰富的戏曲前辈中冒出头来。

　　一开始大家只听说了有中央首长要来，却不知道是谁。后台的气氛显得特别紧张严肃，剧团领导忙前忙后，亲自检查每个演员头上扎好了没有，带子系紧了没有，在台前指挥的也不是舞台监督，而换成了一个不认识的人。

　　开演时间一到，只听他一声“关灯”，顿时全场漆黑，过了一分钟，陌生人命令开始演出。“演出时我一眼都不敢往台下看，唱完了，才悄悄地躲在幕布边上张望，竟然一下就瞧见了周总理，他就坐在第五排中间的位子。”倪建甫说，他看着周总理时而非常专注地观看台上的表演，时而与身旁的人轻声地交谈着，心里激动得怦怦直跳。

　　和总理一见之后的若干天，倪建甫激动的心情怎么也无法平复，令他惊喜又意外的是，在北京的演出结束后，他又迎来了第二次见到周总理的机会。那是他们留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他至今记得当天的所有细节。

　　因为第二天就要离京了，领导安排他们自由活动。倪建甫到西单旧货市场买了点小纪念品，刚刚走回招待所门口，就碰到剧团领导着急地喊他上车，说是有文化部的首长要接见。到了文化部后，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夏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接见了剧团的七八名演员。

　　倪建甫说，当时他就坐在夏衍身边。“我看到茶几上放着蛋糕，想吃又不敢拿，细心的夏部长可能看出了我的犹豫，他伸手拿了一块给我，我才敢吃。”在此之前，他只吃过金华产的鸡蛋糕，这种西式蛋糕还是第一次尝到，算是开了洋荤。

　　之后，剧团人员并没有立即回到他们住的广渠门招待所，因为接到通知，晚上周总理还要接见他们。倪建甫和同事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惴惴不安地等到晚上十一点多，接着被几辆“伏尔加”送到了中南海。“就在晚上11点52分，我们到了总理住的地方。”那是一幢平房，进门就是客厅，约有30多个平方米，卫生间很小，大概只有4个平方米。

　　大家在客厅里等了几分钟，总理就从里面出来了。他的记性特别好，对看过戏的演员能够一一报出角色，并一一点评。当看到倪建甫时，周总理带着浓厚的乡音说：“你这个狄青，表演得还嫩了点！”接着他又问倪建甫几岁了，倪建甫连忙答道：“21岁了。”他一听，马上说：“了不起啊，21岁就当大元帅了，我们这些老帅可都是五六十岁才当元帅。”

　　讲到这次接见，倪建甫还透露了当时他做的一件“糗事”。周总理与浙江婺剧团的演员们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后，接见结束，大家起身准备离开，倪建甫站起后，发现自己的座位上有一把很大的叉子，那是他从商场买的纪念品，因为没有时间回住处放掉，一直带在身边。“我当时极度紧张，马上坐下去，悄悄把叉子塞进裤袋，幸好无人注意。当时局势紧张，如果给我扣个暗杀周总理的罪名，那起码也得判个十年八年的……现在想想真是后怕。”

　　一次神秘的政治任务

　　然而最让倪建甫难忘的演出任务却并不是1962年的进京演出。

　　“1971年9月10日”，今年71岁的倪建甫清楚地报出了这个时间。浙江婺剧团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要求立即赴杭州参加一个重要政治任务的演出。为此铁路部门专门在金华给他们加了一节专列，由当时金华地区革委会文卫办主任亲自带队，到达杭州后，马上被送到省革命委员会米市巷招待所，全团人员一律不准外出，不准通电话。

　　第二天立即在省府人民大会堂演出《智取威虎山》，领导对他们下要求，绝对要保质保量，不能出一点失误。而更奇怪的是，演出的时候，偌大的大会堂里一个观众都没有，只有几台摄像机在静静地记录着整个演出活动。

　　演出一结束，所有人当天就被送回金华，谁也不知道这场演出是给谁观看的。直到林彪9.13事件后，才知道9月10日毛泽东主席正在杭州，并于那几天在汪庄看电视直播。将两件事一联系，有人就猜想，莫非是特为毛泽东主席准备的专场演出？

　　“实情到底如何，至今仍是一个谜。我只能说，这次任务的神秘性和重要性是我所参加的其他演出任务都不能比拟的。”

　　戏散后，观众的鞋子能捡到几箩筐

　　离开北京后，浙江婺剧团又去济南、合肥、芜湖、镇江、无锡等地巡回演出，同样受到了各地广大群众的高度赞誉和评价。北至黑龙江南至广州，全国有京剧、粤剧、徽剧、黄梅戏、赣剧、越剧、台州乱弹，鸥剧等许多剧种的文艺团体来浙婺团学戏。“自1962年进京演出载誉归来后，婺剧经历了一个绝无仅有的黄金时期。”

　　1963年至1966年，按照宣传需要，浙江婺剧团排了许多现代戏，有《朝阳沟》、《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青山誓》、《双红莲》等等。

　　倪建甫长得浓眉大眼，当时扮演了许多深入人心的正面人物形象。“现代戏与古装戏比较，更加难演。古装戏有很多外在的支撑，化妆浓艳，服装漂亮，提个刀枪，摆个水袖，架势就出来了，现代戏就是穿着普通的衣服，全靠你的表情和唱腔来塑造这个人物，拼的是硬功夫。”

　　文革期间，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古装戏不能演，电视没有，电影很少，歌舞只有语录歌、忠字舞，老百姓的业余生活普遍比较单调。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浙江婺剧团的每一场演出，总能得到群众的热烈回应。

　　倪建甫说起1970年的夏天，浙江婺剧团去浦江、义乌演出六场，“在广场上搭戏台子，演出时观众是人山人海，几万人都是站着看，连篮球架上都爬满了人……演出完第二天清扫场地时，鞋子都能捡到好几箩筐。”

　　在剧院演出也是场场爆满，那时如果谁能买到一张前排的好票，真是天大的面子。在永康剧院演出时，观众每天凌晨四点钟左右就去排队购票，剧院工作人员为了防止混乱，放票前先在每个人背后用粉笔写上号码，再凭叫号买票。“最容易买票的是卖猪肉的大妈，因为那个年代，买猪肉凭肉票，为了多吃点肉，大家都愿意讨好她。”

　　1978年，江山婺剧团排了《逼上梁山》，到金华演出时，场场客满。浙江婺剧团也紧随其后，恢复了《僧尼会》、《断桥》、《对课》、《挡马》等折子戏。经历了多年贫瘠的文娱生活后，再看到久违了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群众中可谓是掀起了一场“精神的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