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殿堂中永不迷茫

　　燕山脚下长大的叛逆少年

　　对章赟艺术生命影响最大的人，当数李天祥。

　　2001年，刚进入北京国际舞蹈艺术学校的章赟正是少年叛逆期，他少小离家，个性还未及成型，校长李天祥不一样的教育方式铸就了他日后独特的男儿秉性，“他让我们更野性，更像男人。”章赟回忆说。

　　每天早晨六点，章赟和同学们就起床长跑五公里，一上午的形体课，一下午的文化课，晚上再练舞到九点，“练舞很苦，学校是封闭式军事化教育，但我们有自己的狂欢。”章赟回忆说。

　　学校有大片的农场，农场上是大群的绵羊，十几只牧羊犬穿梭其中，“在学校楼上你会发现，狗追着羊跑，羊追着我们跑，我们追着狗跑。”话语间章赟脸上不无兴奋。

　　每个学期校长都会让每个孩子向他承诺这学期要练好什么动作，学期末，几乎每个孩子都能给他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每天我们都发疯似地练，练不好没什么惩罚，但就觉得连死的心都有了，包括这以后，我都会要求自己，说到就要做到。

　　一个真正的舞者，其实他并不孤独

　　三年后，章赟在上海电影学院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外面的世界让这刚出笼的鸟儿看迷了眼，他忽然渴望自己成为有钱人。很快，他开始和很多同学一样在外教课挣钱，收入从每节课150元涨到800元。

　　“但在金钱的世界里你一定会迷茫，因为永远会有人比你还有钱，大学三年，我除了不断参赛让自己的简历更漂亮，剩下的都是浪费时间！”这样的领悟是在章赟毕业一年后。

　　2009年，他回到金华，对过去四年的自我否定让他一度情绪低落，一年后，他借款70万元打造了两个舞馆，用同样的五十万元打造了江北店，“我要给我的学生皇家学院的感觉，一个真正的舞者，他的内心一定是高傲的，只是被岁月藏起了棱角，你看到的只有气质和气场。”章赟解释说。一直搞艺术的他不懂如何做推广，起初舞馆的人气自然不很理想，“70万元是一分利借的，每年要还那么多钱压力很大。日常教课，不丢学生还要让他们下苦工学好，我也有压力。但这里是我的理想，只有在艺术的殿堂里，我才永远不会迷茫。就算没有人来，我一个人在这里跳也很好，一切的压力都可以在舞蹈中得到释放。”用章赟自己的话说，他大概是继承了当年李天祥本性里天真的一面。

　　办舞馆三年，每天六节课，很多学生会让他眼前一亮，“有些孩子我教他一遍就会，甚至看我跳一遍就会，这样的孩子我就会特别特别想去教他，我惊讶于他的天赋，一定层面上那是我的理想和向往。”

　　遇到这样的学生，章赟会组织成10人的精英班专门授课，给他们讲什么是舞蹈，教他们学会呼吸，“最初的舞蹈发生在奴隶社会，黑人不被允许说话，他们就互相拍拍肩，跺跺脚，进行沟通交流，就是手舞足蹈。同样一段舞，有不一样的情绪就有不一样的呈现，我很愤怒，我的呼吸会很短促，跳得很有爆发力。我心情舒畅，我的呼吸会很舒缓，可能会跳得很缠绵。”所以，在章赟那里，一个真正的舞者其实从不孤独，在编舞时，他常常独自在舞池中专注舞蹈一整天，只为寻到那个最能表达情绪的动作，“你觉得他孤独，是因为他没有知音，在舞台上，他通常只是自说自话。”章赟说。

　　9岁时，传统小学的兴趣班让他迷上了舞蹈；11岁，他只身由金华赶赴北京，在中国铁路文工团艺术学校开始接受专业训练，从此踏上舞蹈这条“如逆水行舟般不进则退的不归路”；13岁，他在北京国际舞蹈艺术学校师从李天祥，邂逅了艺术生命乃至整个人生的向导；16岁，他进入上海电影学院，边工作边读书，期间,让初入社会的他曾一度迷茫；20岁，他重归故里，寻到了人生新的航向……在金华市区四牌楼附近他的国标舞工作室，记者采访到了25岁的他，他叫章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