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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对西方人而言,黄金时代尚未过去,斐迪南大公仍然活着,谁都不会想到萨拉热窝会成为导火索,魏宁格的《性与性格》出版于此时,超乎想象。如其所言,“凡是著名人物,其一生当中至少都会在某些时候(通常是人越伟大,这种时候就出现得越早)出现这样一个瞬间,他绝对坚信自己具有一个最高意义上的自我”。不过,魏宁格在何时坚信自己具有一个“最高意义上的自我”的瞬间,在他《最后的事》里也未曾有述,他举枪自杀的一年便是他引用康德的话为根据,“人怀着对自由的渴望,试图依靠自由意志的力量所激发的努力,去超越自身的局限,因而渴望着无限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旅行的欲望其实就是这种不安分心理的表现,就是精神对其羁绊的根本性烦躁的表现”,然而他觉得这一切并不构成他远行的根据。康德的一生都是形而上的,除去他降生柯尼斯堡这一回事。
要过许多年以后,我们才能听到齐泽克说,“不是现实进入了我们的意象,而是意象进入并粉碎了我们的现实。意象即符号坐标,它决定我们把什么东西体现为现实”,美国双子塔成为废墟,这距魏宁格使自身化作废墟已经过去一百年。1932年,切斯特顿已说,“零星的想法、琐碎的言语已经成为现今最恼人的一大时弊。不经大脑的胡言乱语已如蚊虻一般充斥于整个社会。它们细小、不起眼,却又无孔不入”。他如何知道这一切正构成了全媒体时代的今天。所以,我们是否应该认可,“人的自负程度,恰恰等于自我理解的缺失程度”,而“自我的激发是对世界的直觉幻想的唯一来源”,魏宁格在何种意义上说中了这个时代的心事,或许任何时代都有赖于“对世界的直觉幻想”,我们确信有一个“我”,而“我”在宇宙中是孤独的,它面对着宇宙,它能领悟宇宙。这是魏宁格的直觉幻想,那为何我又会引以为然呢?
美其名曰性格使然,天性使然,又或者基因遗传,细胞变异,不中远矣。时代划分为无数个世纪,世界划分为若干个版图,实则人的天性分毫未失,分寸未得。帕斯卡所说,人类之所以寻求社会,仅仅是因为人们忍受不了孤独以及希望忘掉他们自己。未尝不是一种见识,但它也只是一个有关人类寻求社会的修辞,这一切都是人的秘密,并不能着眼于一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我们的局限就是我们并非他人,所谓的整体就是幻觉的整体,而个体是存在的澄明。因此,“天才者最痛苦,因为他能感受到每一个人的痛苦,不过,他最痛苦却正是由于他理解了他人”,魏宁格说出的也正是他所理解了他人的痛苦。但理解他的人并不占多数,或者我们可以说,试图理解他的人都缺少“自我的激发”,他们对世界缺少“直觉幻想”。因为,“唯有与人的天生资质相一致的东西,才会被保留在记忆中”,而保留在那些缺少“直觉幻想”的人们记忆中的只是影响,自我仍是一块不会点头的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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