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讨生活”的酸甜苦辣

　　——几个家政服务员背后的故事

　　她们从农村到城市，没有文化，唯有靠体力劳动赚取生活的费用；她们曾是别人眼中低人一等的服务行业工作人员，却在现代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她们有的叫月嫂，有的叫保姆，有的叫钟点工，虽然名字不尽相同，但却一样质朴、勤劳。近日，记者采访了几名家政服务员，听她们讲述自己到城市“讨生活”的酸甜苦辣。

　　“月嫂”沈春晓：高薪背后，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辛酸

　　沈春晓，金华鞋塘人，今年50岁，金华市小安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金牌月嫂，是众多同行中的佼佼者，从业8年来，她一直深受雇主的称赞。沈春晓告诉我们，现在，她靠月嫂这份工作每月能拿到大概6500元左右的工资，但高薪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辛酸。

　　20岁，她背着包只身去杭州当保姆

　　沈春晓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因为早年丧父，生活的重担都由母亲支撑，为了帮母亲减轻负担，十几岁的沈春晓就扛起锄头，像男孩子一样下地种田、打稻子，但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勤劳未必会换来老天的馈赠。劳作了几年之后，看到依旧一贫如洗的家，沈春晓萌生了出去打工的念头。

　　“农村没什么活可以干，我就想去城里闯闯。”沈春晓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实践。“一次，我在广播里听到杭州有户人家要招阿姨，只要烧饭、带小孩就可以。”听到这则招聘启事后，沈春晓动了心思，偷偷记下了这户人家的地址。几天之后，告别母亲，沈春晓踏上了去杭州的火车。那一年，她不过20岁。

　　“到了杭州已经是下午3点多，我买了一张地图，在车站睡了一夜。”坐公交车，一个挨一个地看门牌，大城市的繁华让这个小姑娘看花了眼，幸好路上碰到一个好心人指路，才找到招阿姨的东家。但是，见面之后，沈春晓却被婉拒了。“东家的奶奶让我出示身份证或者学生证来证明身份，可那时候的农村，根本没有这些。”

　　沮丧的她只好打道回府，想起一路上的艰难，眼泪直打滚。不过，没走几步，她突然想起自己身上还有一本证，“是当时农村生产队的证，证明谁家有多少亩田地。”如获至宝的她马上跑回去让老奶奶看，问她这个有没有用。也许是心疼眼前的小姑娘，老奶奶点头应许，把沈春晓领进了家门。

　　“这是我第一个东家，也是对我最好的东家，因为他们，我才对月嫂这个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20岁的小姑娘，饭菜烧得并不可口，也不知道怎么照顾产妇，更不懂怎么带宝宝。但这些并不影响东家对她的信任。女主人会手把手地教她抱孩子；女主人的妈妈会传授她一些烧菜的技巧；男主人经常出差在外，偶尔回来见到她也会送上几句表扬。在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里，沈春晓感受到的不是低人一等，而是尊重、理解和支持。这些好，都让沈春晓更加尽心尽力地工作。在这户人家待了2年，沈春晓每月能拿到30元的工资，这在1983年，算是高收入了。“当厂长的男主人一个月也才六七十块钱工资。”

　　43岁，再回月嫂界，薪水高了活却累

　　1985年，沈春晓22岁，在母亲的劝说下离开了杭州。“母亲觉得保姆就是佣人，名声听着总归不太好。”杭州的老雇主在她走后，曾寄了一封信给她，信中希望她能回到杭州，孩子和他们都很想念她，但信寄到表姐家，不识字的表姐却忘了交给她，直到1年后，她才看到。

　　“既然有缘无分，那就算了吧。”之后，沈春晓到义乌做过服装和玩具的加工工人。2006年，43岁的她才回到家政界，在杭州做了2年育儿嫂后，2011年，为了方便照顾两个在金华上学的女儿，沈春晓从杭州回到了金华。

　　“从刚开始的两千多元，到现在的六七千元，虽然工资高了，活却累了。”沈春晓说，与以前相比，现在的月嫂并不是简单照看下产妇、孩子就好，还需要掌握各个方面的服务知识，涉及到孩子与产妇的饮食营养搭配，与产妇的心理沟通,以及合理安排产妇、婴儿日常生活。

　　比如她到一个新雇主家中，第一件事就是告知雇主要买些什么，吃些什么。“像第一周是代谢排毒周，第二周是调理气血周，每个产妇的体质都不同，这就需要月嫂配置相应的调理方法。”沈春晓说，除了参加培训，通过考试，平时，她还会去书店阅读相关书籍来增加知识。

　　另一方面，月嫂的工作强度也大。“别人是8小时工作制，我们24小时都不得安宁。”虽然不用自己买菜，但产妇的月子餐一天要做五六顿，一些补气血的营养餐，还要换着法子做给产妇吃。到了半夜，婴儿哭声一响，就得马上起床查看。不仅如此，月嫂有时还要帮助产妇擦身、催乳，教父母轻柔抚触婴儿，做部分家务。

　　沈春晓说，最难办的就是碰到患有产后忧郁症的产妇，“有时小孩打嗝、溢奶都是正常现象，但这时他们都会怪到月嫂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