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棉被，让贫寒岁月里的人们彼此温暖

　　廖延土本是龙游人，是跟同乡的叶师傅学的手艺，“那年我15岁，家里没钱供我读书，我就学手艺，弹棉花和做蓑衣都会，都是师父教的，学手艺要趁早，小孩子手脚灵活。”但手艺学会和学好是两码事，“读书跟学手艺是一样的，学精了都难，都要自己摸索，不学精，就走不进千家万户，就要没饭吃。”于是，廖延土便跟着叶师傅走街串巷当了足足三年的学徒，而师父言传身教的为人之道和处事准则却影响了他的一生。

　　每天早晨七点，廖延土师徒俩便到了东家家里开始忙碌起来，东家管饭，“师父教我，吃饭夹菜时要从旁边开始夹，这样才好看，师父还会事先告诉我这家的活儿几天能做完，只有到最后一天，我们才会吃上一两块桌上的肉，那个年代大家日子都苦，6毛4一斤的肉，普通农民家里很少买得起，我们早吃了东家就得再买，买了自己家可能就更吃不饱了，不买更难堪。有时候我们会在东家吃一点，自己回家再好好吃一顿。”

　　一床棉被加工费3元，纱线费2元，全交到棉蓑社，也就是当时棉匠和蓑衣匠的集体经济组织，再由棉蓑社给匠人们按月发工资，工资分八等，学徒每月可领到12元，“但十个东家有九个是要先欠着的。”时常有人跑来跟廖延土师徒商量，“我们家棉被实在破得不成样子了，一家子五、六个人一起睡一张1米5的床，天冷了你拉我扯地硬给扯破了，但是现在家里缺钱，等过两个月我家卖了豆子马上付给你。”廖延土师徒便应下来去上工，可常常等到两月后去讨要工钱，东家也总交不出，“豆子价格低下来了，东家舍不得卖，我们就让他缓缓，耍赖是肯定不会有的，总要相互体谅些，大家的日子都挺难的。”

　　日子难到什么程度是未经历那个年代的人难以想象的，一切物资按计划分配，每人每年只能分到半斤棉花，每家每户都只能铺了稻草当垫被，攒不起新棉花，就凑上旧棉被，廖延土就要把旧棉被撕开，去掉外皮，再用脚踏机绞碎，“当时每人每年只能分到1尺8的布，缺的很，根本没料子做口罩，脏东西吸进鼻子里，连夜高烧，都想不干了，可想想还是坚持下来了。学手艺哪有不苦的，比种田的无论霜冻下雨都得光脚下地总舒服些。15岁就有工钱拿，还能在外面吃到饭，家里四个兄弟就能多吃点。父母都高兴。”

　　在廖延土的记忆里，穷人家总能出手巧且懂事的女儿，为省2元纱线钱，姑娘便自己纺纱，家里没有纺纱机，就拿两根筷子敲打手撕去籽的棉花，弹出棉絮，然后用手搓出“土纱”，“土纱粗，不容易断，但不贴棉絮。”但姑娘的灵巧总能让廖延土颇为惊叹。

　　师徒俩出工，也有按日算薪的时候，两个人出工，东家自然就得付二人的价钱，徒弟刚开始做，当然做不快也做不好，“师父中午不休息，晚些下班也会把两工的活干完，那时候各家弹新棉被也是件大事，花销已经算是不小的数目，我们都得照应着点。”在一家上工，左邻右舍都会赶来围观，师父觉得当面指点会让徒弟难堪，便很少作声，而师徒俩上、下工的晨昏时分则成了廖延土的“黄金课堂”。时光流转，晨昏依旧，起初是叶师傅和当学徒的廖延土，而后是廖延土和他陆续收进来的12个徒弟，一样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

　　温暖棉被里的古老乡俗，一被子，一辈子

　　出师后不久，叶师傅被其所在的棉蓑社推选为代表参赛当时的弹棉花竞技比赛，叶师傅在当地早已名声大震，很多棉匠望而却步，叶师傅便让高徒廖延土代替他参赛，廖延土不失所望，一举夺魁，从此名震龙游，请他做工的人也因此纷至沓来，廖延土的月薪也由此从原来的26元涨到了46元，“那是1962年，已经算很高了，当时人民公社党支书的工资也只有36元。直到11年前，我刚来傅村，我一天的工资也是60块，泥水工是50块，现在就不一样了，弹棉花活儿累、工资低，12个徒弟全改行了，就剩下我了。”

　　徒弟虽改行，情谊却还在。11年前，贾仁华独自在傅村操持着弹棉花的老行当，来往主顾也不少，可贾仁华愈感体力不支，改做传统竹编灯罩，而请来了自己的师父廖延土继续操持旧业，可不想，廖延土这一来，便似乎再也走不了了，附近十里八乡的人们见识到他的好手艺，便纷纷赶来定制，每年自农历8月至11月，廖延土每天弹一席棉被，很少能有闲下来的日子。附近的老吴过来串门，乐呵呵地打趣：“9年前你弹的被子，我今天拿出来晒晒，就又跟新的一样了，我都不用弹了。都跟我一样，你就要没生意了。”可老吴忖度错了，一位妈妈从五里外的吴店村赶来，一下子定了6床喜被，“老师傅都70岁了，还能弹几年，这老手艺弹的被子以后就很少有了，儿子、女儿还在上学，早点做好了，娶媳妇、嫁女儿都要用。”一被子，就是一辈子，厚厚地叠上三层，大概就是缘定三生，男女双方都备好新被，叠到一起，便是彼此承诺，好事成双。原来，老匠人手里弹奏的是温暖含蓄的幸福，还有那古老的乡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