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跃明：我见证了35年来的教育改革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成败决定公民素质的高低乃至整个民族的兴衰。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等科学理论的引导下，我国不断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从录取规制上保障公民受教育权，让无数寒门学子得以通过公平竞争，跳出“农”门；不断加大教育基建投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让一个个简陋的旧式学堂旧貌换新颜，成为现代化学府；并通过立法改善教师福利，“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不得低于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同时提高选拔要求，稳步提升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同步跟进新课程及教材改革，强化基础知识教育，注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实现我国教育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从寒门学子到人类灵魂工程师，现任金华九中校长舒跃明正是上述系列改革的见证者之一。

　　公平教育权：寒门贵子跳“农”门

　　47年前，正是“文革”初期，舒跃明出生在金华市原赤松乡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是父母的第二个孩子，而后又有了三个弟妹，一大家子人就靠着父母在生产队干农活、分粮食艰难度日。邻居是工厂的职工，是全村人羡慕的对象，“他们社会地位高，吃的是商品粮，过节福利也发得多。”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幼年的舒跃明和很多农村孩子一样，立志长大后能跳出“农”门，加入工人阶级队伍。要实现这个理想，“对于普通农村孩子而言，努力读书是唯一的出路。”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各地学校在十年浩劫后迎来新、老三届“新生”，学校录取规制不再沿用学员“红五类”、“黑五类”出身考核推荐制，一律统招统考，择优录取。正是适龄儿童的舒跃明也得以顺利进入当地村小就读，经历十年寒窗，考上了当时的丽水师专，寒门贵子得以跳出“农”门。“我当时其实最希望当工程师，但是阴差阳错进了师范，按当时时兴的说法，也总算吃上了商品粮，拿到了城镇户口，对于农村孩子而言，已经不错了。”

　　资金投放：完善教学设施

　　教学设施的改进是改革开放以来校园中最显眼的变化，“我刚毕业那会儿，分配在丽水山区的一所高中教书，学校不小，有六七百个学生，但条件仍旧很差，水都是自己从井里打的，宿舍就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没有厕所，上课也是和一帮学生在昏暗的教室里守着一支粉笔、一本书。”

　　1996年，舒跃明在罗店初中任职6年后调入金华九中，由此看到了这所城北名校在政府多方支持下发生的惊人变化，“婺城财政虽然很紧张，但几十年来，政府对教育的资金支持力度非常大。”据舒跃明介绍，1994年，初创的金华九中校园内只有一栋教学楼和远处一座一层的简陋食堂，校园里没有操场，学校、食堂两点一线是泥土路，“到下雨天，一路泥泞，大家走路就都得很小心，而且那时候食堂条件差，学生们都自己蒸饭，打好饭菜也没地方坐着吃，就各自抱着饭盒到教室吃。”

　　但很快，金华九中校园内于1996年、1997年先后建起实验楼、行政楼，“政府出资，征地三次，扩成了现在近50亩的面积，在校园里铺上了水泥路，建好了操场，盖了三层的食堂，而且每个教室都配上了多媒体设备，有了硬件的支持，孩子们就能更安全、方便、安心地学习，并且能及早适应信息化、现代化的社会生活，对他们的成长非常有利。”

　　师资进步：从“代课老师”到专业化精英团队

　　教师是教育的核心资源，师资力量的强大与否直接决定教育品质的优劣。“我上村小的时候，师资力量非常薄弱，教师年龄分布两极化，或老或小，都是民办老师或代课老师，普遍都是兼职，在学校是老师，回家是农民，来上课也是为了挣钱补贴家用，很难有时间和精力钻研教学，而且一般都是初中毕业来教小学。上课与其说是在教书，不如说是在念书，我们的学习也只停留在跟读阶段。”

　　而今，“代课老师”、“民办老师”等早已成为上世纪国内教育发展史上的专有名词，如今的九中师资队伍中，还出现了两位研究生学历的教师。“无论学案预备还是教学方式探讨，我们多采用团队合作制，共同准备教学参考资料，通过分享把个人经验集合为团队智慧；在教育观念上，我们也改变了从前对学生‘以成绩分优劣’的评价准则，多一把尺子衡量孩子，你就能给孩子让出一条光明大道，我们不再只有‘三好学生’，还有‘九中好少年’、‘文明学生’；在生活中，我们不再是‘严师’，而更倾向于和学生成为朋友，用合理的方式引导学生。作为老师，我们在教育改革中也在不断成长。”

　　在教师素质之外，工作态度是舒跃明在师资队伍中观察到的最显著的变化，“在九中，每个老师每天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今天学生考了试，卷子没改完就带回家改，加班是常有的事，但大家都愿意这么做，因为无论社会地位还是福利水平相较以往都得到了提高，师资培训也同步跟进，不再仅限于听课学习，加入了更多互动的环节。在社会中，教师是很多人羡慕的职业。老师对自己的职业定位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就会更安心地把教书育人作为职业理想的出口。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师那样迫于生计总想着转行，现在的老师普遍能以十分积极的心态教书育人。”

　　福利提升：让广大教师得以安心教学

　　而上述师资力量的巨大变化，究其根本，正是教师福利体制改革带来的强大动力。

　　在“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曾一度被蔑称为“臭老九”，知识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且收入微薄。“在我们小时候，也有‘不为五斗米，不做孩儿王’的说法。所以，当时入师范并不是大多数青年的理想选择。入行后，当我看到山区学生每天吃着蒸饭配梅干菜，营养不良，头发焦黄，眼中却满含对知识的渴望，夜以继日地勤学苦读，凭自己的努力考上理想的学校，走上光明大道，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在农家孩子跳“农”门的共鸣中，舒跃明寻着了那份对教师职业的热爱。

　　近年来，教师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国家曾二次立法保障提高教师待遇水平。2006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义务教育法第三十一条指出：“各级人民政府保障教师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待遇，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2012年9月，《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依法保证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保障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教师，实行工资倾斜政策。推进非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实施工作。按照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部署，推进教师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伴随教师待遇的普遍提升，教师成为很多优秀大学毕业生的理想职业，紧跟着，教师队伍的选拔规制出现了显著的转折，“就拿九中来说，一般录用的教师都必须是师范对口专业毕业，而且是‘校优’、‘院优’。”

　　义务教育：施行基础知识普及 推进公民素质提升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法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该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确定推行义务教育的步骤。于同年7月1日起施行；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2006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新《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保障”，完成了“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真正转变。

　　从此，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得以免学费入学，这一法条的实施，无疑，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是最大的受益者，另一方面，在社会中很快形成了“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良好意识形态导向。“很明显，现在的家长和几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从前，孩子放学都自己回家，现在，放学的时候，学校门前就会出现严重堵车，来的都是接孩子的父母；从前，都是老师主动找家长，否则家长几乎不来学校，我们从父母口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老师，我没文化，小孩子读书我不懂，就拜托你了。’现在，家长会时不时地给老师来个电话，了解一下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情况，非常关注孩子的升学问题；从前，家长更认可棍棒教育，‘老师，我孩子不听话，你就放手打过去。’现在的家长教育观念就更为科学，‘我的孩子学习成绩可以不好，但老师必须尊重他的人格，无论如何都不能体罚孩子。’”

　　同时，各级教育部门循序渐进施行新课程改革，教育模式从最初的单向教育逐步转向互动式课堂，“教坛新秀”等教师先进评比一度成为业内热门话题，“从前的孩子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我们的教育对象就复杂了很多，他们更有主见、更有表达的欲望、更有社会洞察力，这就更要求我们因材施教。”除却教育模式，教材改革把课堂讨论话题引向了更为贴近社会生活的层面，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舒跃明一代人上小学时，除了语文、数学两本书，唯一的课外读物便是《毛主席语录》。“现在的教材更倾向于对公民基础文化知识的普及，比如基本思想品德、行为规范的教育，法律常识、历史知识的普及，这样的基础教育更有利于公民素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