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宝春，在改革中成长的企业家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确定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实施科学发展观为基本国策……国内经济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郑宝春正是在改革中不断成长的企业家之一，从最初的国企小职员到如今拥有8家、年产值共3.5亿元公司的企业家，他经历了怎样的时代洗礼？日前，记者前往进行了采访。

　　1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965年，郑宝春出生在金华仙桥的一户普通农家，排行第二。父亲不擅做农活，“当时大家都在生产队干活，不做到规定工分就领不到口粮”，为保全家糊口，父亲便到城里做起了包工头，家中经济得以好转，无奈好景不长，“生产大队到城里把我爸抓回来，放在市管会批斗，说他‘投机倒把’，我妈都是哭着给他送饭。”家中生活从此捉襟见肘，从那时起，经商的种子就在幼年郑宝春心中生根发芽。那年，他6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提出的要发展以公有制为主，各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政策，在全国引起了改革浪潮。

　　1983年，郑宝春考入某中专院校混凝土工程专业，在象牙塔中便接受了新经济理念的洗礼。2年后，郑宝春毕业，被分配到温州水泥厂，“温州的民营经济走在了浙江乃至全国的前列，多数国企经营不善，我去的水泥厂更面临着生存挑战，所以我申请了再分配，第二年到了金华化肥厂，也是国企。”一番周折，却让弱冠之年的郑宝春嗅到了浙商的强大气息。

　　1988年9月，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年，金华化肥厂试行体制改革，郑宝春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洋洋洒洒写了厚厚的一份策划案，和厂里很多老员工进行竞争答辩。他们多半是口号式的报告，‘保证完成多少产值’之类的，而我的是可操作的方案。”在技术上，郑宝春提出在萤石中添加石膏，从而减低能耗，节约成本；在管理上，郑宝春推出竞争性的薪酬机制，“原本是大家平均奖金，我把产量和奖金挂钩，并且划出部分基本工资进入奖金考核，同时实行质量问题和安全问题一票否决制，目的就在调动员工积极性。”这是23岁的郑宝春第一次有机会施展才华，在艰辛之余也为后续创业积累下宝贵经验。

　　幼年懵懂的经商诱惑也在这一年爆发，“当时年轻，心里不很安分，搞了个第二产业，办了预制混凝土厂，把厂挂在亲戚名下，从1988年到1990年挣了6万元，当时在农村，万元户已经是很了不起的，这是我挖到的第一桶金。”郑宝春说。

　　2 “统一所有权和决策权，经济体制改革得成功”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自此，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革之风席卷大江南北，郑宝春所在化肥厂率先进入正式改制，“厂里所有员工平均配股，股东各执己见，这就导致管理层很难有权作决策，甚至形成双方对峙的局面，最终导致改制失败。”郑宝春也由此被调到当时城建局下辖城建混凝土公司工作。前车之鉴，后事之师。1996年，城建混凝土公司实行改制，“当时要求公司主要管理层所持股份须占到公司总资产的70%，保证了决策权和所有权的统一，改制很成功。”郑宝春将第一桶金——6万元全部兑换为公司股份，跻身主要管理者行列。

　　经过若干年的体制调整，市场经济日渐焕发活力。2003年，金华市已有了4家混凝土公司，金华城建混凝土公司必然面临新经济形势下的巨大挑战。“混凝土运输成本较高，地缘限制比较明显，一般而言，销售范围在方圆30公里以内。如何占据市场优势，我们打三张牌，一是品质，严格把关，沿用质量问题一票否决制，一旦质量出问题，员工奖金全额取消；二是服务，第一次送货，我们都会派技术人员到现场服务，而且不需要人力运输，直接用自动化设备送到需要混凝土材料的位置；三是老品牌，顾客信赖。在比竞争厂家高出5、6元每吨的情况下，顾客还是愿意选择我们的产品。”

　　3从招商引资到投身市场经济：时代呼唤企业家灵活应对

　　自198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深圳开设第一个经济特区，又先后于沿海城市、长江沿岸、省会城市由点到线，以线带面开展招商引资，繁荣地方经济，招商引资也由最初的外资逐渐泛化，国内民间资本发挥着越来越大的能量。

　　2006年，郑宝春公司投资900万元在山东高密建起了混凝土，三年内创下2000万元的净利，悄然避过了房地产行业低迷给混凝土行业带来的巨大冲击，却也让郑宝春体会到了巨大的压力，“因为垄断经营，所以我们都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收到过联名信。”这让郑宝春开始反思，“我想我应该走市场经济，培养企业竞争力。”

　　2009年，招商引资合约到期，郑宝春选择全身而退，着手为低谷期的城建混凝土公司开拓新市场，“当时公司几乎没有订单。”经过系统分析，郑宝春着眼于自己的资金优势，与泰地楼盘开发商进行了一场谈判，“他们一方面正苦于一期房子卖不出去，另一方面为二期开发缺少资金而发愁。我允许他们先提货，二期开发需要的混凝土我可以帮他们先垫资，到时他们可以选择打款，或者付房。”类似的合作模式让城建混凝土公司在业内占据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

　　以房抵资，若房价看涨，可谓明断，房价看跌，却是烫手山芋，何况建筑业拖欠货款现象十分普遍，“一般至少要拖两年。”要维系企业自身的运转同样需要资金，以房抵资看似风险不小，但郑宝春却有自己的想法，“欠款每拖一年就贬值20%，根本运转不起来，但是我以房抵资，房可以卖，商铺可以用作银行抵押，能很快套现。所以，我现在应收款还有1.5个亿，但企业照样运转，市场经济要求企业家有灵活的应变能力。”郑宝春也把这份灵活发挥到员工激励方面，“目前企业应收款金额过大，那么我就承诺我们的销售人员，只要把应收款控制到1个亿以内，就发放奖励5.8万元。”

　　随着金华城建混凝土有限公司在周边市场不断攻城掠地，郑宝春开始筹建武义城建混凝土有限公司，“我调查到市场辐射范围内混凝土价格居高不下，但当地唯一一家混凝土公司却连续五年亏损，问题就出在管理上，管理人员吃回扣现象非常严重，我从采购环节开始严格制度，控制成本，在生产环节控制品质，在销售环节提升服务，低价高品质，很快拿下武义混凝土市场。从一定意义上说，一方面管理和制度建设是当下很多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需要经济法规的完善和员工职业道德素质的提升。”

　　 4 “坚持人本观念、可持续发展观，挑起一个现代企业家的社会担当”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同样引导着这位民营企业家把人本观念、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融入到企业经营中。

　　目前，郑宝春投资5000万元在婺城区白龙桥建起第一条从搅拌、烧窑直至打包的全自动封闭式砖瓦生产线，投产后年产砖量将达到2～2.5亿块，同步配套建设除尘环保设备，“建一个传统的砖窑只要四、五十万，但是污染非常严重，工作环境恶劣，虽然眼下利润很高，但社会代价惨重，我现在的高成本投资是为了后续的可持续经营，于人于己于社会都好。”郑宝春说。

　　2013年初，受出口价格波动影响，国内电子设备行业受到极大冲击，婺城区范围内就有多家电子设备厂先后关停。郑宝春名下瑞丰电子设备厂同样出现了亏损，负责管理的郑宝春的弟弟建议把厂关了，郑宝春却说：“电子厂可以没利润，只要公司运营能支付员工工资，我们就要坚持下来，因为厂一旦关停，就会有40多名工人失业，背后更是40多个家庭。我也是农村家庭出来的，我想，现代企业家应当有这份起码的社会担当。”

　　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郑宝春把公益事业融入了企业文化，“我很愿意加入造桥铺路、扶贫济困的慈善队伍，金竹公路建设，我们公司捐助了100万元，红十字协会邀请我们参加慈善活动，我们一般都很乐意参与，我希望我的员工能做个有社会担当的人。一个员工只有对社会有担当，才能对企业有担当。”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企业担当俨然已在城建混凝土公司发展为某种特色文化，“每次例会，我都会要求公司所有部门，包括营销部、修理部、技术部、试验室，每个部门节约1元钱，要提出可操作的方案。开源节流，企业发展需要每个员工的智慧。企业发展到现在，人才是最稀缺的资源，尤其是总经理级的管理人才和财务分析人才，人才引进需要很长的磨合时间，无形中产生很多成本，而且风险大，内部培养是我正在采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