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诗人的灵魂铸造诗的灵魂

　　铁路诗人朱坤宇首本诗集《春天是火车运来的》出炉——

　　中国铁路有他自己的作协和刊物，朱坤宇在这条大动脉上一待就是半辈子。近来出炉的这本诗集《春天是火车运来的》，是他的“记忆之门”。从中回溯三十余年，人情世故如潮声，一波接一波，往往难将息。他曾经梦想过，“和那棵小樟树站在一起，站成另一棵樟树”，因为“左边是过去，右边是未来，中间就是无法省略的千篇一律单调重复的日子”，要从这些日子里分馏出诗，才值得去生活，“懂得珍惜黎明一样的青春和时代”，即使白发在镜中丛生，他也不忘将它视作“忘记掸去的一片片雪花”而已。库布里克在《发条橙》中借阿利斯之口说道，“只有当人们在荧屏上见过现实世界的颜色之后，才会承认这种颜色是真实的”。这一点似乎越来越可信，因此，也就更能明白朱坤宇在后记中引自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话：“诗始于喉头的一阵哽咽，始于一丝怀乡之恋，始于一缕相思之情……”当小学老师任佐仁并没有因为出身而免去他红小兵中队长的职务时，这种正直也就将他从荒谬的时代一把拉了过来，直到火车运来了春天。

　　上世纪80年代，往校园上空扔十颗石子

　　落下来砸中的有九个是诗人

　　一九六三年的中国，山雨欲来风满楼，十二月天的海宁波平如镜，朱坤宇降生在这座出过王国维、徐志摩的水乡，似乎也并没有异兆可言。祖上三代为农，家有薄田数亩，后来多亏他祖父把数亩薄田划了一些给自家的穷亲戚，才没有定为富农。即便如此，出身中农且做点小生意依旧使他祖父和他父亲在“文革”期间成了批斗对象。那会儿抄家，不分早晚，夜半三更上门一阵翻腾、打砸，还没等主人回过神来，他们或是觉得无味，早已另换一家，把刚才的扫荡重来一遍。朱坤宇少不更事，睡到天亮也不知道有事发生，直到他出门一看，墙上贴满大字报，上面有他祖父和他父亲的名字，但还是不知就里，只觉得委屈，即使在成年以后，长了见识，他也估摸不准那个时代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他在《没人知道》中写到，“只有上苍知道一切……知道石头并不永远沉默”。但石头垒起的院墙又如何记得在它上面贴过多少大字报呢？因而，“无望的等待才是真正的等待”。

　　一俟初中毕业，他从海宁考到南京，就读南京铁路运输学校(现改为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南运)，渴望的或许就是远方。南京让他找到了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南京更让许多青年找到了诗。1981年考进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胡健，后来在铁道报社工作，与朱坤宇相识廿余年，她说：“那时，往校园上空扔十颗石子，落下来砸中的有九个是诗人。”可见那个年代之澎湃，之昂扬，之风雷激荡。1979年，当南运的橱窗换上新的一期《新华日报》，朱坤宇读到了学长孟祥纪念张志新的两首诗，张志新就是在这一年三月的最后一天得到平反，或许，人们更为熟悉的韩瀚的诗作《重量》足可见证，“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人们应该记住这个人，也该听听她生前最喜欢的波隆贝斯库的《叙事曲》。

　　那会儿，做一个诗人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缪斯正在拜访所有的年轻人，给他们以诗的灵感。朱坤宇原先的志向本是写小说，但成为一个诗人对他也是顺乎自然的事情。许波、郝克、智生都是他南运的同窗，后来他们组建了面壁诗社，取意面壁十年图破壁，或是冀望在诗歌上能够如同他们所欣赏的朦胧派诗人北岛、舒婷等人一般破壁而出。1980年的秋天，江苏籍小说家高晓声、诗人吴野常在南京铁路文化宫开设文学讲座，朱坤宇他们四人结伴前往听讲，从而又认识了秦州、沈铭华、向隆鸣等文友，“秦州出身南京分局电大，比我年长几岁，当时已经是火车副司机，在《人民铁道》上发过诗，沈铭华则在《青春》上刊发过组诗。”朱坤宇说。在秦州编辑的文化宫刊物《绿灯》上，朱坤宇开始发诗。第二年的六月，他们在南京西站的铁路道口旁边话别，朱坤宇和十余位同窗都被划分到金华，于是，秦州向他推荐了杭州分局的诗人宫辉，机缘巧合下，宫辉当时已在金华工作数年。

　　铁路诗应该跟枪杆诗、矿工诗一样

　　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自从分配到金华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朱坤宇说。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在上海铁路局属下的金华站和金华车务段工作，前十五年都是日班夜班轮班倒。他与诗人宫辉相遇在这座江南小城，整整六年，他们在诗歌中交流。那时候，宫辉还在做司炉工，给蒸汽火车加煤，梦想有一天升为司机。有时，朱坤宇上完通宵夜班，刚在宿舍小睡一会儿，宫辉突然会找上门来，把门擂得巨响，门一甫开，他就高声喊道“我又写了一首”，然后，面对睡眼惺忪的朱坤宇大声地朗诵起来。“无论他自己写得有多长，他都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可见他的记忆力有多惊人。”朱坤宇说。宫辉对他的诗歌也不乏批评与指点，在金华的第一个冬天，当他的处女作《信号灯》在《上海铁道》上发表，也正是宫辉高举着报纸向他跑来了。

　　“当年文学青年之多，恐怕是现在年轻人无法想象的事儿。”朱坤宇说。仅金华铁路地区，写小说的有机务段的田鸿钱、夏维加，写诗的最多，除去他和宫辉，尚有铁路医院的叶钟、建筑段的徐林忠、机务段的汪汉明等。转眼1982年的冬天在金华降临，宫辉踌躇满志，他们开始编印油印诗刊《铁路诗》，汇集华东地区部分铁路诗歌爱好者的作品，蚌埠的孟祥，南京的沈铭华、秦州，上海的朱珊珊，杭州的王辉、许国华，上饶的来长河，再加上他和宫辉，历时八个月，编作一册《铁路诗》。“最要命的是，没有互联网和手机，诗稿只能通过邮局寄，联络要靠铁路电话，一打几个小时，而且铁路电话没有直拨的，还得通过114总机转接，等到接通了，对方早已下班，只好明天重新登记。”朱坤宇说。如此一番折腾，其情其景如同宫辉所写，“用一页页素白的雪片，装订成我们的诗集……这是从我们自己的月台上，始发的第一趟列车啊，无论正点，还是晚点，我们——都将执着地驰向终点！”

　　多年以后，在这些铁路诗友中，孟祥已经离世；朱珊珊从机务段调分局工会后，活跃在上海诗歌界，时有新作；沈铭华和宫辉晋身领导，鲜少作诗；秦州成了南大的哲学博士，一手创办的紫金网在传播学界名声日隆。只有朱坤宇依旧守在金华，常与诗为伴，他说：“宫辉可以说是铁路诗的一面旗帜，他与西川、欧阳江河一同参加了第七届青春诗会，1987年是他在诗歌上的巅峰期，在《诗刊》连发三组诗，同年获得《江南》文学奖，足以名世。他曾说过铁路诗应该跟枪杆诗、矿工诗一样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1986年，当他和宫辉一同前往西安领取《人民铁道》首届“汽笛”文学奖时，他们并不知道，一个将与诗歌渐行渐远，一个将与诗歌厮守终生。二十多年以后，朱坤宇怀揣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前往武汉，为一见当年的伯乐何正秋，正是何正秋为他的诗作《调车组的小伙子们》写下评论，但在武汉他们未曾遇上，朱坤宇只好回返金华，往事如同航慈溪上的水流，自艾青起，经年过去，也会有后来的诗人观临，这条迥异于他处的江河，自西向东而去，直到钱塘江上，才复归东海。

　　中国第九届国际诗人笔会定在金华

　　与香港女诗人林子倾谈如故

　　宫辉调离金华以后，朱坤宇开始接触另一个圈子，也是金华纯文学杂志《三月》最辉煌的时期。他和《三月》编辑徐家麟、金华日报记者马和来渐有交往，因为徐家麟对外星文明尤其热衷，以致他们成立的诗社直接冠以UFO诗社，马和来是社长，他是副社长，徐家麟则是友情支持，这也恐怕是全国仅有的一家“不明飞行物诗社”，并且出过一期UFO诗刊，足见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好，人心所向，皆有上进。随后，UFO诗社改为青年诗社，社员十五六人，不时小聚，朗诵论诗，跟徽州报曾经互换版面，互相刊载各自地域的诗人诗作，最后诗社也出了一本小书，首发就在金华人民大会堂上。

　　丹尼洛·契斯(南斯拉夫小说家，代表作为《死亡百科全书》、《红木柄小刀》等)曾说，“不要相信统计、图形，或公众的陈述：肉眼是看不见真实的。不要访问工厂、集体农场或建筑工地：肉眼是看不见进步的。”于是，上个世纪90年代倏忽过去，直到互联网开启了新的一页。朱坤宇才重新写诗，学习五笔打字，2000年8月创办纯文学个人网站——诗意小站，六年后注册成为“诗林网”，至今仍在照常运行。与他同一笔名的香港女诗人林子，曾为诗意小站题过“用诗人的灵魂，铸造诗的灵魂”，因为“世界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一个人充满活力的灵魂”，这是值得我们去重温的爱默生的一句劝慰。

　　2000年以后的十年，堪称中国网络诗歌最为澎湃的时期，金华诗坛也有不小的动静，不论荒诞派的崛起，还是其他诗歌活动，一时风起云涌。因为诗歌网站乐趣园的推出，大小网络诗歌论坛几乎遍及中国各个角落。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夕，乐趣园被关闭，依附其上的千家诗歌论坛一时灰飞烟灭。在这十年之中，朱坤宇恍惚如归八十年代，“要记住想象是谬误的姊妹，因而是危险的”“不要相信那些声称这个世界可能是最糟的人”，丹尼洛·契斯的忠告，言犹在耳。2003年10月，中国第九届国际诗人笔会定在金华，余光中、文怀沙等名家联袂而至，数百中外诗友会聚茶花文化园中，余光中获“中国当代诗魂金奖”。朱坤宇躬逢盛会，有幸与素有“中国白朗宁夫人”之称的香港女诗人林子对话，可谓“一生难忘”。最有意思的是，研讨会上有人谈及一则佚事，某青年诗人曾在金华火车站追着艾青乘坐的列车一边奔跑，一边高喊“给我一个火把”，艾青回他一句“现在天这么亮，要什么火把”，“此足以入世说新语，令人发噱。”朱坤宇说。

　　“当年，林子的组诗《给他》轰动一时，‘只要你要，我爱，我就全给，给你——我的灵魂、我的身体。常春藤般柔软的手臂，百合花般纯洁的嘴唇，都在等待着你’，多么惊心动魄的诗！”朱坤宇说，“要知道这组诗写于1958年，足足过了二十多年，才发表在1980年1月的《诗刊》上。”这组诗和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位置》、《班主任》被称作爱情在中国诗歌和小说创作中的回归。朱坤宇坦称，自己之所以取名叫林子，也正是因为这一个写出了《给他》的林子。他们谈到诗歌的低谷时，林子说道：“一次香港国际书展，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在排队，心中一阵激动，但上前一看，原来大家争相购买的是漫画书。”不过，在我们这边，漫画书只是换作了小时代而已。

　　尾声

　　当福岛发生核泄漏时，远在千叶县勤工俭学的他的孩子并没有立即回国，千叶县距离福岛仅二百公里，但他的孩子并不惊慌。这让朱坤宇既担心、又骄傲。尽管他的孩子从小受日本动漫影响，后来自学日语，现在上海日资公司上班，一切都转了个舵。“他写的随感都有诗意，比我写得好，可他不坚持写。”朱坤宇若有所失地说，“他读书的时候，我还经常去他书架上找书看，昆德拉、村上春树，哪怕让他做个日本文学的翻译家，他也不愿意了。”渐渐地，他开始意识到孤掌难鸣，文学在沸腾中沉寂下去，如果烧开的水往往不见气泡。过了知天命的年限，棱角已圆，回忆只会越来越多。“然而，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准确地知道过去是什么，同时承受这种知道，并因而期待和守望着所有从这知道和承受中到来的事物”，汉娜·阿伦特恰好说中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