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销辰光

　　古人常说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想到了我辈，自是销辰光如金，还有几个读书种子，如方孝儒也。绝天下读书种子莫如好莱坞与八股，如此则天下英雄尽入彀中，自是随其驱策。然吾自童蒙初开，便思读书，如此十数年寒窗，只在故纸堆中钻研，与时事鲜少碰触，在人不免以迂腐视余，在己亦常怀忧恻，顿觉时移世易，人心每况愈下，何以高远。虽行至丽江、西藏，或遍历南北两极，其心终究堕于尘泥，天下事殊不关己，可以高高挂起。从俗如流，只道每个人都是如此，自己亦不妨如此。

　　年来读书不下百种，较诸往年，已经减半，颇于生计，亦病于酒，随读随忘，如张无忌练太极剑，取其剑意，吾自取其书意，不以章节、字句为是，常常只剩下一个书目，告诸旁人，只道书极好，可以一观。一旦要我道出其中窾要，我自张口结舌，全无木心文学回忆录般，三拳两脚即能点睛。一年下来，书费足以万计，然月薪只有三千，除去一应生活费用，每年尤是捉襟见肘。人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则是“欲穷千里目，更下一单书”，倘若工资不能及时进账，往往举债度日。

　　我以前读希腊哲人传，最喜犬儒学派、斯多葛派，自第欧根尼白日里提灯笼找人、太阳底下坐浴桶喝退亚历山大大帝，可谓心驰神往。到了斯多葛派，芝诺与我们的公孙龙子殊无二致，硬说阿基里斯跑不过乌龟，龙子则道飞箭不动，这般诡辩更能见出言语的空相，所以佛祖拈花一笑，没有什么文字好传，只因那时的经文早已如山如海，空宗和有宗各有擅场，全然不知“吾生也有涯”，怎生受用得住。一年中，读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其中写到，“斯多葛派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一种从行动向思考的撤退，不如说是一种从世界躲进‘自我’的逃离，人们希望通过它来维护自己独立于外部世界的主权”。阿伦特视此为“逃离”，好比我们视之为“隐逸”，隐逸较诸逃离更是客观，尽管“客观”一词极不客气，如作客官之观，反为准确。

　　阿伦特又说，“真理之柱也是政治秩序之柱，而且世界(与居住其中和其中自由活动的人们相比)需要这样一些柱石来保证其连续和持存性，没有它们，世界就无法向终有一死的人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相对安全和持久的家园”，翻译之佶屈聱牙可见一斑。此句若参以丹尼洛·契斯的《死亡百科全书》，仅以首篇西蒙·马格斯证之，即可见出其中的诡谲。鲁迅所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现实还是往往令我吃惊不已”，虽是为了纪念刘和珍君(恐此篇早已撤出课本)，先生怎知“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也是需要较强意识的，一旦意识为人操纵，如穆尔扎《论意识操纵》所论，则最坏的恶意就是群体一意而已。

　　近年来所读任何小说、文本都不及穆尔扎《论意识操纵》这般惊人，旁及勒庞的《乌合之众》、莫斯科维奇的《群氓的时代》、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以致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陈宝良的《中国流氓史》，这番读罢，不免心灰意冷，尽管加塞特所言，“我们在当前这个时刻唤起的记忆就是要对接下来的时刻中出现的事物产生影响，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回顾过去时的惟一乐趣”，又说，“我们所向往的未来是我们的国家在其中能够延续的未来，这才是我们动员起来保卫国家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为了血缘、语言或者共同的传统”，以此自勉的疗效虽不显著，亦是聊胜于无。

　　当我避身书斋时，其实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打算，但不免也会以布莱希特的话为然，“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朴素的思考。朴素的思考，就是对重大事物的思考”，因此消磨辰光的好处在于它并不消磨我思考。故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本是相佐的，到头来不过是洞明世事人情，能够不变随缘。然而思可以极远，学无非就近，如康有为作大同书，思人类命运必以大同社会为上，但人类作为必以涓滴改革为是。乌托邦不可无，然其降临则不可有。古人制礼，其实多半在于礼数，而不在于礼成。仪式的重要性只在于让人有所寄托，而非强为依傍，一旦认真计较，仪礼都是空相，好比一根实有的麦苗下面仅是一粒微小的空壳。

　　席勒在谈维特的时候说到，“(维特)以热烈的感情拥抱一个理想，并且逃避现实，以便追求非现实的无限；他不断在他身外寻求他永远在他自己的天性中所破坏的东西；他觉得他自己的梦想才是唯一现实的东西，他自己的经验无非是永久的束缚；他把自己的存在看作束缚，应当把它粉碎，以便深入绝对的现实”，绝对的现实是从未有过的现实，绝对的现实也就仅存字面，既没有延伸，也没有缩略，西方人谈论“绝对的现实”，往往通过其他概念的演绎以期认准当下，东方人只不过生活于当下而不顾及任何概念的产生。因为生活不是概念，它是闪念的迢递或倏逝，在这有限的波动中，我们能够领略自身的分裂与融合，这些销去的辰光在某个时刻促使我们苏醒，并且再次经历“从信念到疑虑到人的本身”，如同经历着一个微不足道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