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农村生活琐记

　　岁月如梭，转眼已到花甲之年。回首往事，四十年前在农村劳动生活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始终不能忘怀。

　　1967年，我高小毕业时，全国都在搞文化大革命，学生没有学校可以继续升学读书。只有13虚岁的我从这时起，就开始在农田里摸爬滚打，参加当年的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了。那时主要干些轻体力活，还有很多脏活，如割小麦、割稻、拖稻草、拔草、扒猪栏肥等等农活。由于年龄小，个儿不高，为了参加春耕时淂田等要用锄头的农活，就是把耕犁过大块的泥土用锄头淂碎，把翻耕过露出水面的紫云英用脚踩到水下泥土里，促使它早日腐烂。父亲特别叫铁匠为我打造一把份量较轻的锄头，还用质轻的杉木做锄头柄，避免小孩子干活太累，把深深的父爱倾注其中。那时，在生产队劳动一天，生产队给我记2.5个工分。虽然劳动所得工分不多，我也得和所有参加劳动的大人一样，一年四季不论刮风下雨、酷暑寒冬，每天早上按时到一个村民相对集中的地方，等待生产队长安排劳动任务。然后一起按分配的任务参加农活劳动，晚上再累也要到生产队会计室，听队长给每个人评定劳动工分，由记工员登记在每人的工分本子上。就在这样艰辛的环境中，我一直劳动到1968年秋季人民公社把金轮古寺改造成金轮初中后，我们按照当时的时髦肩背书包和锄头上初中读书。就是之后在我读初中和高中时，每逢星期日和寒暑假我也一直都回生产队参加劳动，为家庭挣一份微薄的劳动报酬。现在属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可能想象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农民劳动的艰辛，更不可能想象那个时代农村孩子生活的酸甜苦辣。

　　1972年6月，我在孝顺中学读完高中后，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没有继续升学的通道，那个年代有其特殊的政策，城镇青年要下乡，而农村青年则一律回家乡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我没有任何选择就回到了老家杨卜村。而此时我的劳动底分已有8.5分了，也就是说参加生产队劳动一天，在不加分的情况下就可以得到8.5个工分作为劳动报酬，到年终参加劳动分红。

　　当年冬季，恰逢村团支部改选，我当选为村团支部书记。在那个革命化的年代，村团书记和民兵连长在基层还是能发挥不少作用的。在我的脑海中还清晰记得，“双夏”月明的晚上，我们组织团员帮困难户或五保户收割稻谷；寒冬腊月时，帮烈士军属或困难户挑水、打柴、打扫卫生；为了过革命化的春节，年初一也会组织团员民兵为进出村子的通道铺铺沙石、修修路。

　　现在回想起来最值得回味的还是办夜校。那时的农村孩子，能上学读书是非常荣幸的，特别是女孩子。有的只读过小学一二年就失学，在家帮父母干活了。还有不少人大字不识一个，在农村普遍存在文盲或半文盲现象。当时政府也抓农村扫盲工作，我作为村团支书责无旁贷，义务承担起办夜校的任务。记得农闲时每天晚饭后有30多个年龄不等的人集中在村校里，从最基础的识字算术学起。相关部门还编印有夜校专用书，很多生活常用语、庄稼农活名和当时的一些政治用语都是夜校学习的内容。来夜校读书的人很不稳定，时多时少，有时只有4、5人，我也想尽办法坚持继续上课，直到我到金轮初中当民办老师才结束在夜校当老师这份差事。夜校前后坚持了三年多，全是义务上课，虽然没有分文收入，但现在回想起来人生有这样一段经历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有时回家乡和乡亲们闲聊，当年上过夜校的乡亲还时常在言语中表达对我的谢意和美好的往事回忆。

　　还有一事，始终不会忘怀。大概在1973年下半年，公社领导带领大队干部到外地参观，鼓励在山坡上种植柑桔。我的家乡杨卜村地处黄土丘陵，周边黄土山坡上很多地方都适宜柑桔生长。大队把开发名叫黄泥山岗山坡的任务交给村团支部负责，我就成了开发黄泥山岗栽种柑桔的责任人。这块低缓山坡大概有30多亩。当时生产劳动还不时兴搞承包，但个别生产队里也会把一些比较好定标准的农活包给社员。我接受任务后，召集团支部成员开会商量如何完成开发栽种柑桔的任务，大家一致赞同，按标准挖好一个坑给多少工分的办法来进行，并把方案报大队干部批准。当时挖坑的标准是长宽各一米、深80厘米。由于土质疏松，团员们起早摸黑，拼命干活，当然也为了多拿几个工分。我则负责检验，手拿尺子一个一个进行丈量，符合深浅大小的就通过，不符合的要进行补挖。就这样，黄泥山岗500多个栽种柑桔洞坑10多天就挖好了。之后，又在每个洞中倒进一担猪栏肥，回填上泥土，在第二年春季栽种上了柑桔苗，黄泥山岗的柑桔就成了我村第一块水果林。后来我虽然离开了家乡，但对挖洞种桔一事至今不忘，时常会浮现在脑际，勾起我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