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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张胜友在金华报告文学笔会上说———
文学是一项马拉松式的事业，不仅要才情，还要长期坚守，挖深井。我在农村的时候，最先是写诗歌，但诗作一拿到省里，省里的诗人对我打击很大，认为我写诗没出息。后来我改写小说，也在省里发表了，但编辑跟我说我写小说也没什么希望。所以，从事文学创作，最初还是要发现自己，发现自己擅长什么。于是，我改写散文，我的一篇散文《闽西石榴红》，后来发表在1977年12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寄过去的时候，我留的地址还是福建省永定县高陂镇北山村第三生产队。人民日报的编辑从几麻袋的来稿中挑出我的作品发表，这几乎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曾专门前去拜访这位编辑，当然这是我大学毕业以后的事了。我发现写散文适合我，于是，开始大量地写，后来也有八九篇入选中学语文阅读文选。但改革开放以后，要想积极表现大时代的变革，散文毕竟有局限。我又转向报告文学创作，当我考上复旦大学那一年，我的人生转向了另一个世界。
1在生活的大潮中悟出一点道理来
最初，从事影视政论片创作，我受一部作品的影响很大，那部作品仅用四组镜头就让你产生无限的联想，进而反思何以如此，我感到这是一种新文体，它既能与时俱进，表达高度发展的科技文明所带来的变化，又能表达当下社会生活，这样的文体最适合我。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开始创作电视政论片，不论是《历史的抉择———邓小平南巡》，还是最近我担任总撰稿人的《百年潮·中国梦》，我始终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创作要悟，不像数理化，一加一等于二。个人要在生活的大潮中悟出一点道理来，然后把这一点道理呈现出来，不论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报告文学、电视政论片。当初我给国家奥申委做了一个专题片，《光荣与梦想》，心想片头怎么写，我们的报纸每天铺天盖地报道，从中国经济发展到爱好世界和平，从热爱奥林匹克运动到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如果没有举办过奥运是对人类体育运动的一种缺失，如此等等，这些说法并不是没有内涵，而是缺乏更深层的历史、人文精神，据此，我也想了四组镜头，第一组镜头，唐古拉山下，几个非常漂亮的藏族姑娘点燃奥运圣火。第二组镜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一支飞箭穿过夜空点燃圣火。第三组镜头，人类的祖先钻木取火。第四组镜头，我们的火箭升空。既表达了中国对人类文明的理解以及贡献，也表达了我们对奥运精神的理解以及向往。
浙江有温州，民间经济高度发达，我们家乡有石狮市，几乎跟温州同步。当时，我已经在光明日报上班，石狮市的领导到北京找我，商量石狮市的宣传片该怎么做，两个人到饭店喝酒，我喝到微醺的时候，突然产生了小想法，让服务员拿纸笔来，我跟他讲，序曲可以这样，大海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车轮是什么？一个遥远的声音，财富。大海问，人的价值是什么？一个浑厚的声音，创造财富。大海问，一个石狮人的品格是什么，一个坚毅的声音，敢于创作财富。后来，我把这个想法跟北京电影厂的导演讲，人家问我“老张，这个东西怎么拍”，我说“解说词跟画面是两条线，不能死抠，譬如这是个杯子，你就拍杯子，那要你导演干什么呢？关键是要从这个杯子里看到什么，想到什么”。我后来跟他说，要是让我组织画面，我可能会这样，大海冲击礁石，镜头拉到近处，是一片金黄的沙滩，沙滩上一串脚印，从画面的左边一直到右边，如同长长的省略号，仿佛历史的延伸。继而画面的左边，有一群渔民打赤膊“杭育，杭育”地扛着船上岸，船是反过来的，接下来则是祭海，渔民敬香、上供品，黑压压地跪下去。通过外在世界的搭接延伸到内在世界的表达，这就是创作的关键所在。
2一心走文学的路要吃得起苦
一个作者适合于做什么，就是勇于发现自己。譬如你是一个运动员，跑一百米是冠军，跑五千米则不然。你是个游泳健将，蛙泳好，蝶泳不一定好。这就是单点突破，子弹之所以能够打进去，是因为子弹有尖，钝的就进不去。发现自己，相当于挖深井，这是最要紧的一条。此外，要不断地丰富自己。文学创作，在它作为行业的一面，竞争非常激烈，因为门槛低，谁都可以进去。纸媒时代，只要有笔纸就可以写作，网络时代，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写作。不管你的身份，是官，是商，是农民，是士兵，谁都可以进去。开店还要资产，但写作不必多少资产。王蒙说文学的小路上千军万马，非常拥挤，竞争激烈。奉劝诸位不必都往里面挤，该下海的下海，该做工的做工。若是一心要走文学的道路，那么要吃得起苦。
1974年，我20多岁，到省里去参加创作班。之前一直当农民，作为回乡知青，我的一篇小说一万三千多字，被福建文学看中，让我到省里改稿去。那时，指导我改稿的就是作家何为，在福建，他跟郭风算得上著名的两个散文作家。他跟我说：“你这篇小说不像小说，啰嗦的很，要精简。”我咬紧牙关，删减到八千字，他看后又说：“还是太啰嗦。”第二个礼拜，我把小说删减到五千字，何为告诉我：“你这篇小说不像小说了，改成散文吧。”我只好硬着头皮，将它改成三千字左右的散文，何为看了以后，则说：“你的散文又没有散文味，发表不了，这次就算了吧。”然后，他给我讲了个事儿，他说：“一个作者选择文学，起码要过四关，第一关，要过得了自己，拿出来请编辑看，这篇作品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第二关，要过得了编辑，这说明你的这篇水平起码达到发表的水平。第三关，要过得了读者，发表以后，丑媳妇见公婆，读者看了是不是有反响。第四关，要过得了历史，二十年以后，还没有人记住这篇作品。”何为讲起自己的一个经历，当年投稿人民日报，一篇三千多字的散文，编辑退回来，让他精简到两千字以内，不然版面上排不下。散文是叙述体的，讲一个音乐考生因为救火耽误了面试，到了现场衣衫不整，嗓子也哑了。这还是何为听他的夫人讲的，他的夫人是音乐老师。何为自觉文字已经非常精练，不知道如何下手精简，后来想到可以直接从第二次考试开始，这个女学生去复试，让面试的老师非常失望，原先音质那么洪亮，如今却这么沙哑，不想她是途中遇见失火，前去救火，做好事耽误了时间，表现一个人不只是歌唱得好，而且心灵也好。如此精简到两千字以内，写完以后，他把文章贴在书房的墙上，每天看一遍，看看哪里还可以改动，标点符号或者段落，如此看了一个礼拜，知道自己已经没什么好改的了，再寄给人民日报，一经发表，引起很大反响，并且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有一年还成了高考试题，后来甚至改编成广播剧，轰传一时。
何为曾经跟我说：“张胜友，你的文字像白开水，学生不像学生，农民不像农民，一点味道都没有，要是不长进，不要搞文学了。”当时对我的打击很大，一篇稿子几经修改，最后还是没发表，让我极其沮丧。我只好出去散步，看到少体校正在训练，两个教练让一个男孩练哑铃，他们托住他的腰部，让他不断地练下去，我看到男孩的腿在发抖。之后，他们让男孩跑步，拼命地跑，男孩体力超支，趴在地上起不来，两个教练赶过去拍打他，让他起来继续跑，我心想，千万个孩子在这里苦练，最后又有几个能够站到奥运会的领奖台上。我们只看到奥运冠军手中的鲜花和奖牌，往往不去看他们背后的泪水和血汗。而文学的道路也是这样，是一项马拉松式的事业。我至今仍感谢何为，他对我的教诲让我一辈子受用无穷，从他那里，我知道自己语言不过关，不论从事散文、诗歌、小说，还是报告文学、政论片，语言是基本功，只有过了这一关，才能谈文学。我只好笨鸟先飞，回家以后，把辞海、成语词典拿来背，拿来悟，譬如我们要表现一朵花，能不能用二十种手法来表现它。只有这样，才能见出我们在语言上的圆熟。起码我的词汇量和用语规范，在这样的努力下，不断地提高，即使在文学这一事业上不能成为国家一流，起码也要能够成为地方一流。
3一个好的作家要进行严格训练
创作就像运动，业余的与专业的，不可同日而语。要想成为一个好的作家，通常要进行严格的训练。譬如一个乒乓球运动员，他不仅要长跑，锻炼耐力，也要短跑，锻炼爆发力。然后，还要练哑铃，锻炼击发力，甚至还要跟射击一样练线条，指左打左，指右打右，练习发球和击球的精准。文学也是这样，至于最后创作出来的作品能够到达怎样的高度，在基本功完成的基础上，还要看一个人的知识结构。
中国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写一个人物，长河大江一样，我起初在火车上看，人民日报转载，他第一次提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质疑，可见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不可动摇。报告文学不允许虚构，小说可以虚构，报告文学则是戴着镣铐跳舞，在真实的基础上显示你的精彩。徐迟这样有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也有一个小失误，陈景润在春节过后攻破了一加一等于二的难关，数学组的党支部书记带水果前来看望他，以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但在徐迟笔下，时间换成了春节前，突显陈景润在党的关怀下快马加鞭赶出了证明。只是一个“之前”和“之后”，时间挪动了一下，但是大家的意见是不允许。可见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不可更改。
我印象很深的一篇小说，写一个放电影的小姑娘，一次在放电影的时候，有人递了张纸条给她，相当于情书，她一时慌乱，在放幻灯片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头像颠倒了过来，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当时的宣传部长亲自处理这个事情。小姑娘被送去劳改。到了文革期间，这个宣传部长平时穿一双解放鞋，换下的时候，拿一张报纸包起来塞到床底下，不想，红卫兵抄家时发现，用来包裹解放鞋的报纸上，有毛主席的讲话和相片，于是，这个宣传部长也被打成反革命，直到粉碎四人帮，他才平反，恢复原职，他回到岗位上第一件事就是要给那个小姑娘平反，在会上，仍然有人反对。他于是说道：“那个小姑娘只是把毛主席头像颠倒了几秒钟，而我们把活生生的一个人颠倒了十几年。”话音刚落，再也没有人反对。这个宣传部长亲自到农场去为小姑娘平反，找到她时，发现当年的小姑娘，如今满脸皱纹，一头白发，眼里都是沧桑，四十来岁的人跟老太婆一样，当他说小姑娘已经没事了，小姑娘激动的只是一个劲地往他口袋里塞红枣，想想当年红军在村上遇到老大娘时，老大娘也是一把红枣、一篮鸡蛋地送上来。如此的真实，所以如此的感人，足以给当下以无尽的反思。
我写《百年潮·中国梦》，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我们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何其坎坷艰辛，多少仁人志士为之付出心血和生命，要从中选取哪些篇章来表达，自己一定要清楚，能够“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就足可以见出一个人的知识构成。写中华民族的复兴，可以从人物下手，从孙中山、毛泽东一路写来，故事精彩纷呈，但写不到当下。也可以从年代下手，八十年代摸着石头过河，九十年代跨越，新世纪前十年崛起，再往后，未来不是梦。但我最后定下来，从五个版块下手，百年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筑梦天下，我写作的参考坐标，一个是历史、现实与未来，一个是中国与世界，这样视野打开了，内容就会丰厚。
如果没有知识，写个好人好事，坏人坏事，那就是个新闻纪录，尤其在新媒体时代，怎么能够超越新媒体，让你写的东西有所发现，至为重要，因此，文学一定要有思想。2008年“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全国新闻媒体都到那里去，几乎是全透明的写作，第二年，让我再去写一篇报告文学，接到任务是在四月中旬，不到二十来天，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如果我去写什么，我该写点什么，尤其在媒体天天报道的情况下，这就有了一个结构问题，我突然想，大的自然灾害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不论中国、美国，东方、西方，这是伴随文明史相生相成的，大规模的能源消耗，必然会带来大的灾害，作为政府怎么应对危机，进行危机决策，我从这里下手去写，材料也都是他们用过的。这篇《让汶川告诉世界》后来入选大学课本。选择什么角度，组织什么题材，这些都需要一个作家的悟性，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教不来的，要靠自己的坚守，但更要靠自己的天赋。当年，陈忠实写好《白鹿原》，颤巍巍地把它交给编辑，时近年关，两个编辑在火车上连夜读完，直觉告诉他们，这是新时期以来最好的长篇小说，三十多年来，也没有超过它的。人生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可谓此生足矣。正因为白鹿原的丰富，所以很难通过另一种文学形式(比如电影)来移植它，红楼梦也是如此，改编非常困难。可见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出于生命写作，而不仅仅是技巧。贾平凹写八百里秦川，更像是一个士大夫，他写《秦腔》的时候，沐浴更衣，焚香祈祷，告慰那些先逝者，直到《秦腔》获茅盾文学奖之后，贾平凹悄悄回到老家，在他父母的坟前，摆上贡品，把《秦腔》一页页烧给先人，对祖先的虔诚，亦可见出对文学的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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