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纪念

　　一

　　美国知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在一部电影中，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二战老兵们的心境：“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斯皮尔伯格是犹太人，对二战中经历的打击、迫害、摧残、灭绝感触颇深。他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都是反映二战时期的作品。他的作品在好莱坞影响力强。2008年，他担任北京奥运会文化艺术顾问。

　　在参与编纂《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名录》工作中，我看到过一位志愿军战士，在牺牲前写给家人的一封信。信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不怕无名，不求有闻于世，也无悔于葬身异国的山野。然而，我们害怕冷寂苦久后的遗忘。”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统一编制时，那些战功显赫的首任军长们，如今人们似乎都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猜想，而是我在许多刊物上见到的。比如，2002年，有一本发行量很大的传奇类期刊，发表了一篇《建国前后的军长》，里面的军长自然是建国时期的军长。通观全篇文章，首任军长占绝大多数，但却混杂了一些不是首任军长的军长。一些首任军长被遗忘了。

　　如果说这本传奇类杂志不是专业刊物，弄错了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作为国家级的研究党史军史的核心期刊搞错的话，就十分不应该了。比如，某军史核心期刊2005年第4期刊发的文章，在编者按语中写道：“吴瑞林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首任军长”。其实，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是1948年11月7日，由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改称的，首任军长是万毅。

　　遗忘比死亡更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军队，一个个体，忘记过去就等于忘本，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产生了写首任军长的冲动。

　　历史是很难忘却的。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人物一般都在重复、继承、发扬前人走过的成功道路，推进历史巨轮前进。《六韬·上贤第九》言，“无智略权谋”，“王者慎勿使为将”，意思是说，对于没有智略权谋者，君主千万要慎重，不能用这种人做将帅。写作过程中，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能不能从首任军长身上提取将才成功要素，为立志成为将才的读者朋友提供历史智慧、历史韬略、历史思路、历史方法、历史经验呢？拿破仑说过：“工兵和炮兵军官的战术与科学，或许可从书本中学到，但是将才的养成，却只能通过经验和对历史名将作战的钻研才能做到。”本着这样的目的，我开始了为期6年时间的写作，铸成本书。

　　二

　　小时候，下军棋，知道棋盘上的“军长”是个挺大的官。除了“总司令”挨炸弹死了要依例翻“军旗”外，军长是最有战斗力和威慑力的。没有想到，长大后，我却与首任军长打起了“交道”，并把他们写了出来。

　　与军长“打交道”的日日夜夜里，收获真不少。

　　军长刘飞“告诉”我，学习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事。刘飞当兵时，连自己的名字被文字改了都浑然不觉，“萝卜”两个字都认不得、写不来。到后来，他自己能够亲自起草文电、撰写文章。更让我感动的是，刘飞将军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学习识字，是以打死一个敌人，文书教识一个字为条件学来的。有一仗他消灭了10多个敌人，文书果真教他10多个字。写刘飞时，我懂得了人不学习是不行的，学习就要克服困难，持之以恒。

　　“万岁军”军长梁兴初和在长征中被遗弃的腾海清军长“告诉”我，人生要有志向。在“肃托”运动中，梁兴初被抓起来，五花大绑在庙宇的大柱上，在即将砍头的时候，他仍怀着对党一片忠心，一直坚持到被罗荣桓赶到救走。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曾下过一个“受伤的营以下干部就地疏散”的命令，腾海清因身份是“排长”，最终被遗弃在长征途中，但腾海清不改初衷，硬是顽强地跟随队伍走完长征，最终成为一名出色的军长。军长们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一个浅显的道理：纵然一千次被击倒，也要一千零一次地站起来，实现自己的志向与理想。

　　第四军首任军长王世泰“告诉”我，为官做人不讲政治不行。当年，王世泰去给毛泽东汇报国共合作期间平息国民党安定县县长蓄积制造的瓦窑堡摩擦事件时，毛泽东问政治谁负责？军事谁负责？王世泰一一回答后，让毛泽东再问政治军事谁负责时，王世泰被问得答不上来。毛泽东说：政治问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从此，王世泰在政治上不断成熟起来，走向了更高的领导工作岗位。

　　最困难的职业就是怎样做人！四十五军首任军长黄永胜、五十四军首任军长丁盛如此“告诉”我。沧桑巨变，历史无情。他们因与“林彪”、“四人帮”有瓜葛，最终被历史所弃。而第三军首任军长许光达却用“让衔”的故事“告诉”我，人的一生，对名呀、利呀、官呀、位呀不必太讲究，要讲究的是“踏实”两个字。踏实做人，踏实为官，踏实做学问。

　　在与军长们“打交道”的日子里，似乎一位位慈祥的老人、一个个威严的将军，在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做人！

　　三

　　其实，一个人的一生就那么几个精彩片断，首任军长也不例外。因此，我在书写过程中，择其精彩片断，串其一生经历。比如，爱“玩”的十五军首任军长秦基伟；二十五军首任军长成钧的“胆量”；一生讲“信念”的三十七军首任军长张世珍；十二军首任军长王近山的“疯”，在战场上“疯”不够，还要到情场上“疯”一把。等等，我都尽我所能地去挖掘军长们的资料，让他们的音容笑貌，鲜活地“站”到读者面前。

　　本书能够写成，除了感谢解放军档案馆、总政治部档案馆、南京军区档案馆、沈阳军区档案馆外，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党史博览》杂志社的副社长秦相启先生和编辑郑国伟、江融冰、栗春雷先生，是他们支持并率先在《党史博览》杂志，自2006年1月至2011年7月进行了长达5年多时间的连载。

　　其次，我要感谢当事人和为当事人整理留存文字资料的作者和出版者。我一直秉持一个观点：从事党史军史研究工作，不管是撰写纪实作品，还是编纂史料文献，都要铭记和感谢当事人。因为所有历史，都是当事人亲力亲为的。没有当事人，就没有史实可言。这是其一。其二，撰写和编纂都离不开前人留下的文字，即前人的劳动成果，他们是历史的第一见证人。有了他们的劳动成果，才有后人的续写、研读和编纂。为了感谢他们，我专门把参考过的书目，单独录入作者和出版者等，以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成书过程中，得到了南京军区政治部首长和编研部领导、浙江省军区首长和金华军分区领导、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领导张良本、编辑部领导丁晓平和本书责任编辑钱庆国先生、军事科学院丁伟研究员等老师、朋友的指导、帮助和关爱，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你们的厚爱是我写作的动力。我期待着与你们交流。

　　还需要说明两点的是，一、本书为个人研究题目，在财力、物力、精力上投入有限，写作以占有资料的多寡而决定，不尽人意的地方肯定不少，敬请党史研究者、知情者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二、对重大事件(文中不便展开的)、重要人物(非主人公)等做了必要的脚注。尽管脚注会影响阅读进度，但对了解更多内容是有所帮助的，望读者朋友见谅。

　　(本文系《首任军长传奇》系列图书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