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

　　寻找金华老城记忆系列报道之二

　　———寻访永康考寓中那尘封于红漆窗棂里的故事

　　日前，记者随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桂栖鹏，走访了不久前金华市文物局文保所在永康考寓旧址举办的科举文化展，寻访那尘封于古代试馆红漆窗棂里的故事。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书中自有千钟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自隋代始创科举制，至1905年科举制废止，1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科举制及与之相关的科举文化源远流长，上则关乎国家决策，下则关乎个人命运，它融合儒家思想把“读书、应试、为官”确定为天下读书人最为正统的个人发展途径，从根本上掌舵了当时时代精英阶层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更成为当朝统治者支柱性的国策之一，维系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统治。

　　此外，汉代尚有明码标价，花钱买官一说，而到了清代，入仕者基本为科举出身，非科举出身而入朝为官的会被视为不入流，同屋学习的互称同窗，同年考取进士的互称“同年”，由此衍生出诸如同僚、同科等称呼，科举制便直接促成了官员人脉关系网的诞生。

　　“一考定终身”、“鲤鱼跳农门”……古代科举制融入了华夏文化，对当时乃至今天的国人人生观以及价值观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现将军路81号，为清代金华府永康考寓旧址，不远处的侍王府即为当时的金华府衙，每逢三年一次的金华府童生试将近，八婺考生便从各县纷至沓来，准备考取“生员”，即速成的“秀才”，民间也称“相公”，当时的临时考棚即搭建在金华府衙内。考试为期三日，加之古代交通不便，考生通常留宿考寓或是客栈备考，当时的金华府衙周遭便设有永康考寓、兰溪考寓等，永康考寓即专供永康考生备考留宿的试馆。如今旧址之上现存的永康考寓为仿古建筑，仿其登堂入室三进格局，厅堂两侧附厢房，而当年考生日常生活的空间分野未见有考证。

　　桂栖鹏介绍，古人考取秀才须通过三场考试，即由当地知县组织的县试、由金华府知府组织的府试以及由学政组织的院试，学政为古代主管全省教育的政府官员，职位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厅厅长，但不受巡抚管辖，直接隶属于中央，学政须赶往全省各府实地组织院试，各府院试通过人数有名额限制，由政府下文分配，一般为30～40人。未考取秀才者无论年长年幼，都唤作“童生”，故中国古代对年长却未考取秀才者有“老童生”的称呼。学政到达各府除组织院试外，还须为已考取秀才却久未考取举人，且不在学堂就读的生员组织岁试，岁试为基础通过性考试，较院试更为简单，作秀才保留国家生员学籍之用，是学政代表国家对全省各地学堂教育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而秀才想要考取举人，须先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则要先参加科试，科试主考官将与考秀才分为六等，得一、二等者称“科举生员”，方有资格参加乡试，但每逢临近乡试，乡试主考官都会聘请有声望的学者主持“录遗”考试，即广纳考试中遗漏的贤才，推荐参加乡试，从某种意义上说，录遗是一种象征性的形式考试，凡与试者基本予以通过。

　　如此看来，赴金华府赶考的除童生外还有已考取秀才的生员。所以，古代考寓通常为本县县府出资、本县同乡筹资或是已考取秀才的生员共同出资所建。考寓通常在考试将近时作备考之用，而平日则作为关照同乡的会馆。从复原建筑看，当年的永康考寓气势宏伟，格局考究，厅堂开阔，厢房却只屈指可数的几间，明显难以满足所有永康考生的入住需求。因此，桂栖鹏推测，当时应该是在永康当地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士族子弟才能入住考寓。

　　古代的科举竞争好似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如同今天的高考，考试本身存在着较大的偶然性，而当时“渔樵耕读”方为正道，源于体制以及观念的单一价值导向让中举为官成为天下读书人的终生梦想，或落榜，穷困潦倒；或中举，回乡立科举牌坊，光耀门楣，流芳百世，都在放榜的刹那一锤定音。迫切的期待与较大偶然性的碰撞让科举迷信颇为盛行。因此，很多考寓中都奉有文昌、魁星二神，供考生祭拜。桂栖鹏推测，在当时的格局中，考寓第三进的厅堂极有可能作供奉神灵之用，第二进的厅堂则作日常聚会之所。

　　科举迷信不只考生有，很多主考官也不能免俗。据桂栖鹏介绍，主考官对考生入场前的迎考仪式有一定的自主权，有如《儒林外史》中记载的燃爆竹，也有做法事等。

　　桂栖鹏介绍，古人科考原设《礼义》(八股文)、《策论》两科，乾隆年间新增《试帖诗》一科。每场考试为一天，考生入场以鸣炮为号，入场后与主考官行先后对拜礼。考生入座，一人一隔间，名曰“号舍”，号舍外有军士把守，如今天的监考人员相似，一为监督，二为服务。考生可自行携带食物入考场，也可请军士代买吃食送进考场。

　　我国古代科举制在宋代趋于严密，首创“锁院”、“糊名”和“誊录”三大规制，一直延续至清代，“锁院”即参与命题的考官将在命题结束后入住指定深宅大院，足不出户，以防考题泄露；“糊名”即封住考生基本信息，以编号替之；“誊录”即考官将对考生答卷进行统一誊抄，避免笔记辨认，考生以墨笔作答，考官以朱笔誊抄，以便查阅核对。此外，古人服饰宽衣广袖，易于夹带，且历代科考中，考生夹带作弊情况颇为严重，因此，考生入场时都须经过考官的“搜检”，乾隆九年顺天乡试中甚至出现了开襟解怀搜检的情况，结果2000多名欲作弊考生四处逃窜。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古代科场中，“作弊”与“反作弊”就好似一场隐秘的擂台赛。古人的作弊方法也是花样百出，永康考寓中展出的考篮即为“作弊暗器”之一，内设夹层，小抄就可塞在里面。《清代十大科场案》中引用相关史料记载，时近考前，市面上就会出现一种叫“巾箱本”的高价作弊暗器，约今天的1元硬币大小，上面密密麻麻誊抄了四书五经的全部内容，考生可将其藏在头发中带入考场。

　　科考作弊好比风险投资，收益高，风险也是极大的。考生若是作弊被逮住，即刻取消考试资格，至少也得再等三年，还得项系枷锁，示众为鉴。若是主考官徇私舞弊，那便是实打实的杀鸡儆猴，元代时考官作弊最高刑罚不过流放，而至清代，科场作弊刑罚已然十分严酷，最出名的咸丰八年大学士伯葰案诛杀考官5人，连带惩罚90余人，顺治年间顺天乡试丁酉案问斩7人、江南乡试方猷案问斩10余人，惩罚牵连九族。后余音未尽，或冤案，或疑案，昔人作古，今人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