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静窗闻新韵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政权的统一和分化、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以及民族间的接触与交融，民族语言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语言的发展是指语言结构要素的历史变化。新的语言结构要素的产生和旧的语言结构要素的消亡，都会使语言日益丰富、完善和精密，以满足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中华诗词的语言属民族语言的一部分，自然也相应地随之发生变化。

　　就中华古诗的诗韵而言，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并无特别的押韵要求，只须做到“大体叶韵谐声”即可。《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大抵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作品，跨越时期约五百年，产生于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湖北等地，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在《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大致谐韵”的痕迹。首篇之《关睢》如此写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已经是相当押韵。然而接下去“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此处就看不见其中的韵味，只有文句上的顺畅。最后写道：“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在这里，结句均用一“之”字，也不能指通常意义上的押韵。然而全篇行文之流畅，意境之深远，内心描述之细致，堪称诗中典范。另一名篇《硕鼠》也大致相同。开始“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其结句除“所”字外均为同一韵部，称得上大休谐韵。但接下来“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硕鼠硕鼠，无食我苗……”就没有严格的谐韵了。因此，在《诗经》中并无严格的音律要求。也就是说真正有系统性、规范化的押韵规则尚未形成。

　　公元三世纪的三国时期，魏国左校令李登编撰了《声类》十卷，录用汉字11520个，但此书不分韵部，只以宫、商、角、徵、羽五声区别字音，据考证这是我国第一部韵书。现在有学者对其提出质疑，许多问题仍在探讨研究中。到了西晋，有安复令吕静编撰了《韵集》六卷，此书虽已失传，但经前人考证是分韵部的。在南北朝各时期，各类韵书已达二十多种。特别是浙江武康人沈约与河南阳夏人谢眺，开创了诗界之“永明体”，其注重声律与对仗，要求严格按照汉字的平、上、去、入四声协调诗的韵律。严格以诗韵作诗便由此开始。两位诗人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与贡献，史书中多有著述，李白和杜甫也对其有极高的评价。

　　到了隋朝，在隋文帝开皇初年，陆法言与颜之推、刘臻、萧该、薛道衡、卢思道、辛德源、李若、魏彦渊等八人，根据以往的韵书，编订了《切韵》五卷。《切韵》的影响很大，唐宋时期的诗人用韵都根据该书。而唐宋时期修编的韵书如《唐韵》、《广韵》和《集韵》都是依据《切韵》来的，计有206个韵目。

　　公元十三世纪中叶，即1229年，我国北方的金王朝，有一位在平水(今山西临汾)任书籍官的王文郁(河南嵩州人)对《广韵》进行了归并，刊行了《平水新刊韵略》，计106韵。二十多年后，即1252年，平水人刘渊编订了《壬子新刊礼部韵略》，计107韵。由于王文郁和刘渊刊行的韵书均与“平水”二字有关联，且刘渊的韵书只比王文郁的韵书多一个上声韵目，因此后人就将他们统称为“平水韵”。因为平水韵比先前的韵书减少了100个韵目，使用起来就觉得更为简便，因此就在当时的中国诗界通行了。此后的七百多年，它成了中国诗人词家作诗填词的基本依据。从整个古韵韵书的发展来看，是一个由繁到简的过程。

　　虽然平水韵比先前少了一百个韵目，且还可以邻韵通押，但由于韵目划分过细、语境的变迁、汉字声调的变化、入声字的废除与拆并，作为古韵一直流通的平水韵，在当今社会明显存在严重的缺陷，已经不能适应和胜任时代的要求。它只能作为一种过去式的音韵知识保存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让广大诗词爱好者全面了解诗韵的变化过程。其目的在于从源头上弄懂诗词的韵律，以便全面地欣赏古典诗词，并以此作为基本依据开创和倡导新的诗词韵律。

　　经历朝演变，至清末为止，我国汉民族语言的标准语音———北京语音已经自然形成，其语音系统较之先前各朝的语音系统有着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辛亥革命后，颁布了注音字母，确立了标准国语，编辑了《中华诗韵》。新中国之后又以《宪法》确定了普通话的法律地位。从此，中国现代民族的共同语已经完备，即全国通用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普通话。综上所述，我们中华民族的汉语语言及诗韵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发展的，这是任何力量也抗拒不了的历史潮流。因此，诗韵也是在变化中不断发展的，并不是千年一成不变的。

　　自《宪法》之后，我国又于2000年10月30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定国家通用语言为普通话，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该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全面走上了法制的轨道，对诗韵的改革，也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其一，以法律实施为契机，顺应时代变化，进行诗韵改革，有助于维护祖国和民族尊严。国家通用语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象征。国家统一首先是语言的统一，没有统一的语言标准，一个国家的人民群众就不能友好地共同生活、沟通与交流。诗韵是语言的一部分，自然需要顺应时代变化，进行符合时代潮流的革新，以满足时代新的要求。其二，以普通话为标准，进行与其一致的诗韵改革，有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推广。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以普通话为标准的新韵将大大地有利于各民族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在最大程度上消除语言隔阂，增进民族团结，共创中华诗词繁荣。在全球范围内，我国已开设400多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新韵的推广传用，势必有助于海外人士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了解，进一步加强国际间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以此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高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其三，确立以普通话为标准的新诗韵，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代潮流是不以个人意志而改变，诗韵变革也如此。只有确立诗韵的统一新规则，坚持走诗词大众化道路，诗词同仁才能减少内耗，增强合力，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搞创作，共创诗词的繁荣昌盛。因此，我们要义无反顾地提倡宣传新韵，推广新韵，使用新韵。但是，在全国已推广使用普通话五十多年的今天，诗词界仍有一些同仁视平水韵为圭臬，依旧用古汉语中的“平上去入”旧四声写诗作词，并以此为荣及至炫耀，更有甚者，还不遗余力地为古诗韵的复古摇旗呐喊，这为现代格律诗词的推广造成了不少的困难。然而，他们却忽略了平水韵当时的语言基础远非当今社会的语言基础，而他们所信奉的平水韵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水韵，充其量无非是伪平水韵。

　　格律诗不像现代诗那样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尚有诸多的格式要求，如押韵、平仄、对仗、粘对等。在押韵上，仍需遵循既有的规则，即“无韵不成诗”，要体现格律诗固有的音乐之美，要构成格律诗独特的回环之美，还要给读者产生一种可视可读的音韵之美。由于作为古韵的旧四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实际语境，如果继续依据古韵取声押韵，往往会出现平仄失调、音韵不谐等弊病。而采用以普通话语音为标准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新四声新韵，则可以完整地展现诗词独有的奇妙之趣，也可以充分体现诗词的时代特征。试举陈毅同志1960年12月所作《冬夜杂咏•青松》为例，“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整首诗使用新韵，读来顺畅有力，琅琅上口。但以古韵究之，“直”为入声字属仄声，而“时”为平声字，从古韵规则来说，属于不合韵，即出韵了。但是，在普通话语境下，该诗就完全合韵了，且为广大群众争相传诵。此诗还曾入选浙江省小学语文课本。

　　从现代诗词的推广和普及来看，采用新韵则可满足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广大群众的需要。因为他们一直接受普通话的教学，且生活在以普通话为标准的语境社会当中，对新声韵可以自然接受，无需重新学习声韵即可学作诗词。而采用古韵，那些繁杂错乱的字类划分，对今人来说，无疑是自找麻烦，作茧自缚，让许多爱好者望而却步。那些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遗老，必将背离社会远离大众，最终走上愈来愈窄的曲径通幽。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曾说过：“盖违乎时代者必被时代抛弃，远乎大众者必被大众冷落。”因此，我们对新诗韵的改革，必须符合时代的节拍，必须满足大众的需求。

　　当然，诗韵的革新，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兴许是几十年，也有可能是上百年。创新势力与守旧势力仍将长期同存并行，在采用诗韵上仍须采取旧新双轨。我们必须明确时代的发展方向，倡导诗词紧跟时代步伐，锐意革新，大胆进取，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现代诗园定是百花盛开，五彩斑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