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贴士：刘建平，男，1949年7月出生，自小生活在婺城区沙畈乡半溪村，见证了75年来新中国的变化发展。2017年，得益于“下山移民”工程，他携家人搬迁至蒋堂镇阳山村，后居住于白龙桥镇华电新村。一项惠民的决策，一把新房的钥匙，为他和家人开启了幸福生活新图景。
“三间房都是用木头和泥巴搭建成的”
我叫刘建平，今年75岁，正好与新中国同龄。我为自己这一代人感到幸运，因为我们生活在新中国的怀抱，在党的阳光哺育下成长。这75年来，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房子越住越好。
我家里有兄弟姊妹8人，我排行老大。父母一辈子都在大山里刨食，大多数时候都是广种薄收，哪能想到我们现在的幸福光景。我记得，父亲去田里赚工分的时候，母亲就留在家里看顾孩子，等到弟弟妹妹稍大些能搭把手的时候，母亲也会去田里多赚点工分。
那个年代，我们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一块补丁接着另一块补丁，大的穿完了再给小的穿。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家里的三间房都是用木头和泥巴搭建的。我们在屋里铺了两张木板，上面盖上一层稻草，再搭上一层竹席就成了一个大通铺，棉被不够就两三个孩子睡一个被窝。
“小时候，我常痴想，山的那边是什么”
小时候，我常痴想，山的那边是什么？等我长到八九岁时，村里有人去山外请来了老师，把村祠堂打扫干净当作教室，我们十多个孩子就这样读到了三年级。当时只有语文、数学两门课，我们学会了认字和简单的加减乘除。再年长几岁，我也去了生产队干活，学着大人的模样插秧、种玉米，一天能为家里多赚回三四个工分。
1968年，我第一次走出大山，去了湖州当兵，在部队里负责保管仓库等后勤工作。这意味着我可以为家里节省一个人的口粮，父母每年还能领回70元钱补贴家用。三年后，我因为表现优秀被吸纳进了党组织。此后，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希望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在部队待了四年后，我再次回到熟悉的大山。26岁，我经人介绍认识了小我7岁的老伴儿，我们结婚时请人在半溪村又盖了三间新房。往后，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我的大儿子、二女儿、小女儿陆续出生。
约莫是1989年，村里通了土路，出行比从前方便不少，开着三轮车的小商小贩也常来贩卖些青菜、豆腐、肉类。孩子们渐渐长大，日子，一天比一天更有奔头。
“‘下山移民’的春风吹进了偏僻的半溪村”
孩子们成年后去往城市各处谋生，我和老伴儿依旧住在山里。2017年，“下山移民”的春风吹进了偏僻的半溪村，我们从中看到了美好的明天，成为村里第一户搬出大山的人家。
要我说，住哪里都比从前方便。当年老伴不幸患上肺癌，我们老两口四处求医问药，这要还是在山里，会耽误不少时间。虽然我俩因为看病没剩下多少积蓄，但是儿子借助“下山移民”政策指标，为我们买下了蒋堂镇阳山翠园小区的房子，小女儿也买来白龙桥镇华电新村的房子，让我们好好安顿晚年。
2020年，老伴离世后，我开始长住在华电新村。现在，儿女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忙，我每天坚持散步、规律作息，常常和大伙儿一起组成老年团外出旅游，也会趁孩子们休息时回老家看看。山里水好空气好，但是年轻人大多外出，只有个别老人留守。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我们的祖国由弱变强，人民生活由穷变富，家乡旧貌换新颜，我真心希望，乡亲们都能早点搬出来享受好日子。
记者手记：
刘建平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他的身上，折射着婺城锐意创新、精准破题的勇气和智慧。在这个“六山一水三分田”的县域里，受生态红线和水环境保护政策的产业约束，高山农民生活条件差、提供公共服务效率低，区委、区政府先后开展下山脱贫、下山移民、异地搬迁等一系列工作，提升安居指数，促进农民增收，谱写了一曲共同富裕奔小康的精彩华章。
遮风挡雨是人们对家的惯用描述。未来，我们期待婺城能因地制宜摸索出更多可供借鉴、值得推广的创新做法，守住移民群众“稳稳的幸福”。
(口述 刘建平 整理 梁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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