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也有黄梅调吗？

　　偶读著名作家吴组缃在《看<天仙配>》一文中说：“‘黄梅调’是我从小就看的戏。它在我的记忆里具有无限的诗意和无比的魅力。在我们故乡那一带，差不多每一个青年都熟悉那些精彩的剧情，都会哼唱那些使人迷醉、使人心魂摇荡的曲调。”该文发表于1956年10月3日的《北京日报》。

　　我初次看到这段文字，是从安徽省艺术研究所主编的《黄梅戏通论》一书中，该章作者是王长安。他在引述这段文字时，在正文中对“我们故乡”标注“安徽江南或沿江地区”，且特意在脚注中进一步解释：“文中‘我们故乡’系指何地，我认为，尽管吴组缃先生籍贯是安徽泾县，但此时他已在省外工作，结合其使用‘我们’一词看，应该不是确指‘出生地’，而可以理解为安徽江南或沿江一带。”看来，王长安不相信泾县在民国时期盛行黄梅调，更不相信吴组缃一辈人“从小就看”“熟悉那些精彩的剧情”“都会哼唱”。王长安理解的“安徽江南或沿江一带”，或指他误会的安庆、池州。果真如此吗？

　　我在《黄梅戏源流考辨》一书中，披露了多条皖南盛行黄梅调的史料。除了曾在《浙江也有黄梅调吗》披露的思孝《黄梅调》提到的泾县因演唱黄梅调引发命案外，仍有不少史料提到宣城盛行黄梅调，如：

　　1919年8月11日，《神州日报》发表《花鼓淫戏宜禁》，提到宣城泾县传入黄梅调，全文如下：“泾邑北乡近有一般无赖之徒，勾引花鼓戏子入境演唱黄梅调，借诱赌博。前在孤坑田坊等处演唱，刻在赤滩翠溪桥，唱已多日，不特耗费金钱，甚且败坏风化。当此秋收在即，诚恐乡愚为淫戏所迷，必致废时辍业。有地方之责者，可不急为取缔耶？”

　　1936年，《宁国县志》载：“宁自清咸丰兵燹后，土民存者不足百分之一，客民居多数。五方杂处，风俗各殊。光绪初，户口甚简，物产富饶，人民恬嬉，不事恒业，而四境赌风尤炽。中人之产倾荡者，不知凡几。或遇良有司执法严则稍戢。俗呼宁国为‘小四川’。当时生产供过于需，具可想见。迎神赛会必招梨园演戏。乡俗信鬼，每十年则大演‘目连’一次，或三日，或七日，辄数百金不惜。迷信之久，一时不易破除。间有皮影戏、黄梅调、花鼓戏、花鼓曲，尽淫词，伤风败俗，莫此之甚。现为有司严禁矣。”

　　1949年2月5日，《申报》上海版第八版发表严陵子《秧歌的传播》，提到：“目前，皖南宁国等地还流行着一种叫黄梅调的小戏班子。它的势力范围并且广及于浙江的淳安及建德西乡僻村中。”

　　可以说，这四则民国史料有力地证明了宣城尤其泾县一带盛行黄梅调，与吴组缃所说相互印证。最近，又发现一则重要的材料，也能给予佐证。赵诚、袁德铭在《六区专署与邓昊明在泾县二三事》(原载《泾县文史资料选辑》1988年总第3辑)中说：

　　六区公署驻节泾县为时近八年，邓昊明自接任专员兼保安司令，他和全家客居泾县也有七年之久。邓昊明是湖南省永兴县人，讲话一口湖南音。来泾县接任专员时，年纪只在三十五六岁……到任不久，正逢1939年春节到来，邓专员开会提倡开展正当文娱活动，城郊搭台演唱京剧，乡间允许演唱黄梅调，一改过去政府视黄梅调为花鼓淫戏的禁例。

　　郭静洲在《宣城历代名人·邓昊明在泾县》(远方出版社2007年版)中亦有相关内容佐证。1945年，邓昊明离开泾县。而就在1946年底，泾县发生思孝《黄梅调》记录的命案。可见，没有开明领导的支持，黄梅调是难以发展壮大的。安庆黄梅调有幸在1950年代发扬光大，也离不开黄梅人桂林栖的大力扶持。

　　宣城泾县是名副其实的黄梅戏故乡，今天泾县也有不少黄梅名伶，这跟它深厚的黄梅调的历史恐怕不无关系。吴组缃的回忆和如此众多的泾县黄梅调的史料，说明了湖北黄梅调在皖南扎根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