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苑
上世纪70年代，一个美国人开始学中文，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包弼德。“弼德”取辅弼德业之意，是一个有儒家气息的词。这个选择，或许已经预示了他此后数十年的去向。
包弼德后来成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查理斯·H·卡威尔”讲席教授，是资深的宋代思想史学者。而他花了最长时间的地方，是浙江一座叫金华的城市。
他研究金华，写了三部书，用了三十余年。1992年出版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探讨中国士人阶层如何从唐代的世家大族蜕变为南宋的地方精英，宏观的历史框架里，已经埋下了他对“士人与地方”这一命题的持久兴趣。十六年后，《历史上的理学》出版，他把镜头对准程朱理学，却不讲哲学，而是追问：理学为什么能成为后世主流？他的回答出人意料，认为这并不是早期思潮的必然走向，而是历史选择与偶然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史与政治史的眼光，让他看到了思想背后权力与地方之间的流动。
然后，他把目光落在了金华。
2022年，《志学斯邑：1100至1600年间婺州士人之志业》问世，中文译本随后出版。这是他婺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个西方学者献给一座中国小城的三十年功课。他为什么偏偏选了金华？他在那里看见了什么别处没有的东西？
婺州，一座城市的学术性格
包弼德选择金华，有一个很实际的理由：这里留存的文集与方志，在同等规模的地方城市里较为罕见。但资料丰富只是入口，真正让他驻留下来的，是婺州士人身上那种独特的学术性格。
婺学的源头，要追溯到南宋的吕祖谦。吕祖谦字伯恭，号东莱，金华人，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是南宋思想史上绕不开的人物。他在金华创办丽泽书院，开宗立派，形成了后世所称的“金华学派”，也就是婺学的最初形态。在包弼德看来，吕祖谦的独特之处，并不只在于他的哲学主张，更在于他如何将“学”这件事落回到地方的土壤里。他通过书院规约凝聚士人，通过墓志铭书写地方记忆，通过学术著述确立价值传承。学问，在他手里，不是个人的内省，而是地方社会的公共资源。
吕祖谦去世后，婺学的传承并未中断，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南宋末至元代，金华出现了一条清晰的师承谱系：何基师从朱熹高徒黄榦，王柏师从何基，金履祥师从王柏，许谦再师从金履祥。四人均为金华人，世称“北山四先生”，被视为朱熹理学的正宗嫡传。金履祥编纂《濂洛风雅》，以诗歌谱写道统，将周敦颐、二程、朱熹一脉相承的学术谱系，与金华的地方士人紧紧绑在一起，“世嫡相承，直接濂洛”。
这条传承线显得格外稳固。中原战乱，北方学脉断裂，金华却在南宋至元代的动荡中，把朱子学的火种保存了下来，并且越来越兴旺。包弼德注意到，婺学并不是一个固守一隅的地方性知识传统，而是在保持地方根基的同时，始终与全国性学术网络保持对话。这种“既具全国性又有地方性”的双重身份，正是他认为婺州值得深入研究的根本原因之一。
“地方化”：一个西方学者的读法
包弼德在《志学斯邑》里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婺学的真正意义，在于“地方化”。
这个词听起来像是在说婺学局限于一地，恰恰相反。在他的理解里，“地方化”说的是士人如何将所学投入地方公共事务，如何在一片具体的土地上，把学问变成推动社会运转的力量。书院、宗族、地方志、士人网络，这些在传统思想史叙述里常常被当作背景的东西，在包弼德眼中才是婺学真正的身体。哲学文本是它的骨架，地方实践才是它的血肉。
这种读法，与中国传统的道学史叙述形成了微妙的对话。中国学者讲婺学，往往从义理入手，追问它在程朱陆王之间站在哪里，继承了什么，修正了什么。包弼德却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转而去看：婺州的士人究竟在做什么？他们如何写墓志铭、如何订立书院规约、如何在战乱与改朝换代之间维系一个地方的文化记忆？
他甚至借用了以赛亚·伯林的“刺猬与狐狸”来解读北山四先生内部的差异。伯林用这个古希腊格言区分两类思想家：刺猬只知一件大事，狐狸却知道许多事。在包弼德看来，何基是刺猬型的，学问内敛，笃守朱子；王柏则更像狐狸，兴趣广博，甚至敢于质疑经典文本的真伪。
元代是包弼德叙述里最有张力的一段。1313年科举恢复之前，元代整整取消科举数十年。仕途封闭，婺州士人失去了向上流动的通道，却没有就此沉寂。他们转向地方，深耕宗族建设，修谱蔚然成风。包弼德统计，现存族谱中，修订于元代的数量是宋代的四倍(据包弼德《志学斯邑》统计)。这个数字背后，是一群人在时代收窄时，选择把根扎得更深的集体意志。学问没有散掉，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沉入了地方的土壤，等待下一个时代重新生长。
从浙东走廊到东亚文化圈
婺学的影响，从来不止于婺州一地。
明初，宋濂、王祎等金华文士相继入朝，参与国家礼制与文化建设。朱元璋对浦江郑氏家族赐名“江南第一家”，表彰其数代同堂、家法严整的宗族秩序，而这正是婺学以学问经营地方、以宗族凝聚人心的理念，得到了认可与放大。
往更远处看，婺学处于学界近年提出的“中国东南儒学走廊”的重要位置。这条走廊东起宁绍平原，沿钱塘江经杭州、金华，向西延伸至衢州，再绵延福建、江西、湖南。金华婺学与闽学、阳明心学共同构成这条走廊的主干，彼此呼应，形成了中国东南最密集的思想生产地带。这条走廊，最终延伸到整个东亚，北山四先生建立的四书学诠释体系，随着朱子学的传播到国际。
一个浙中小城的学问，走出了婺州，走出了中国，在整个东亚文化圈里留下了印记。包弼德在书中没有刻意渲染这种影响力，他更关注的，始终是婺州士人如何在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把学问过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一个外国人的目光
有一个细节值得停留片刻。
包弼德研究婺学，用的是社会史与政治史的眼光，而不是中国传统道学史的哲学框架。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他得以绕开已经争论了几百年的义理问题，直接去看士人的行动、地方的结构、知识的流动。他看见的，不是一套思想体系，而是一群活生生的人，在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时代里，选择了某种活法。
这种陌生感，有时候恰恰是一种穿透力。
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往往太熟悉。婺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研究者自然清楚，但“地方化”这个切入角度，这种把书院规约和族谱数量当作思想史证据的方式，却是包弼德带进来的。他用几十年的时间，在金华的文集与方志里打捞出这样一套理解框架，再递回给中国读者，让我们得以用另一种眼光重新打量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事，这大概就是跨文化研究最好的样子。
金华还在。婺学的故事，还没有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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