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例作为一种不成文规定，在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办事程序方面具有一定作用。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如果处理问题完全依赖惯例，就会形成惯性和惰性，导致思想没有压力、工作缺少动力。久而久之，思维就会僵化，行为就会慵懒，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会被抑制。在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党员、干部应努力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避免出现惯例依赖症。
在很多情况下，遵循惯例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这是因为，惯例一般建立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大多是管用的。但是，由于客观条件不断发生变化，以前管用的做法现在不一定管用，现在管用的做法将来不一定管用。这就需要党员、干部认真分析情况，既遵循惯例又不拘泥于惯例，而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处理问题。然而，由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既要多花精力还要承担风险，很多人把遵循惯例看成是一种稳妥而省劲的办法，时间一长就形成了惯例依赖症。其主要表现是：工作呆板机械，不管现象多么复杂、情况多么特殊，绝不肯动半点脑筋，只是一味按照惯例处理，甚至生搬硬套惯例。得了惯例依赖症的人，刚开始时是不愿动脑筋，时间长了就变得不会动脑筋，个人素质和工作水平自然难以提高。
惯例依赖症对事业发展危害严重。从表面上看，惯例依赖症形成的原因是怕犯错或思想陈旧，但从更深一层看，这实际上是对事业缺少热情、对群众缺乏感情，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更为严重的是，惯例依赖症一旦在单位蔓延开来形成风气，就会扼杀整个集体的创造力。在那样的环境里，即使有人想创新、想创造也不会有机会和平台，更不会受到鼓励，甚至会被看成另类。其结果是人人暮气沉沉，工作局面难以打开，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得不到满足，党和政府的形象大打折扣。
预防惯例依赖症，最根本的是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具体说来，一是加强引导，激发创新动力。引导党员、干部打破惯性思维，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创造性开展工作。二是增强素质，提高创新能力。通过建设学习型组织，培养党员、干部超前思维的能力，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掌握工作主动性。三是完善制度，建立创新平台。对于已经形成的惯例应当区别对待。其中经过实践检验非常成熟的做法，可以形成规章制度；具有一定生命力但具体应用时还需要灵活掌握的，可以继续作为惯例保留；已经失去生命力的，则要及时进行调整。通过完善制度，始终保证工作机制是鼓励创新的机制、实践平台是利于创新的平台。四是奖惩分明，营造创新氛围。在工作中，对不顾客观条件和情况一味照搬过去做法的，严肃批评教育；对贻误处理问题时机并造成损失的，加大惩戒力度；对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给予鼓励表彰，以充分调动人们创新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资料来源：2010年7月19日《人民日报》
体面劳动法治先行
暖春时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出席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致辞时提出，进一步保障劳动者权益，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完善劳动保护机制，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胡锦涛总书记的“体面劳动”论与不久前温家宝的“尊严生活”说，都是高层领导重视人权、对国民福祉的庄严承诺。“体面”与“尊严”这两个暖融融的词语既遥相呼应，又相辅相成，充分体现了社会公平和公民权利，激起百姓心底强烈的情感响应。
所谓“体面劳动”，包括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保护、有足够的收入、充分的社会保障和足够的工作岗位。应当说，我国法制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还是比较全面的。譬如，超时加班、节假日加班等现象，法律是明文禁止的。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前几年劳动合同法制订过程中，一位跨国企业协会的代表发出了“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的威胁。立法机关坚决顶住各方面的压力，让法律更多地偏向于劳动者，加大了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堵住了企业的违法渠道，从而为普通劳动者“体面劳动”撑起了法律保护伞。
尽管有了法律的保护，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要实现“体面劳动”，依然步履维艰。劳动者正常的诉求有时还得不到合理和妥善的解决。“开胸验肺”、“跳楼讨薪”、“上吊维权”、矿难、“黑砖窑”……劳动者甚至连基本的权益都无法保障，我们能说劳动者体面了吗？
有关法律明文规定的事项，企业为什么敢公然违反？对此，政府有关部门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毋庸讳言，为了追求GDP，追求税收，保住“项目”，地方政府有时不惜牺牲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于一些企业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甚至还充当企业的保护伞。有些执法者不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还公然执法犯法。曾引起巨大轰动的河南“开胸验肺”事件中，面对受害工人的投诉与维权，相关职能部门不仅没有帮助受害者伸张正义，反而助纣为虐。这其中的“奥秘”，让人深思。
可见，让劳动者“体面劳动”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不能单单寄希望于地方政府的自我觉醒，也不能仅仅依靠企业的良心。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在法律受到挑战的时候，要肩负起自身的责任，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有所作为，敢于作为。
直白地讲，目前很多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就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问题的关键是人大要高度重视，一查到底，直至问题解决。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实施后，当年全国人大就组织了执法检查，各地人大也相继开展了监督工作。这种有针对性的跟踪监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刚刚闭会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又指出，要切实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扩大农民工参保覆盖面，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将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他们关注的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社会保障、安全生产、子女就学等实际问题，限期清偿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并坚决防止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这些都表明，人大在保障劳动者“体面劳动”方面还是有很大作为的。目前的问题是，在法律公平的基础上，人大更加需要在维护执法环境的公平公正上体现自己的权威，拿出更大的“手笔”，绝不能让自己顶住压力制定的法律变成了“豆腐法”。
让劳动者在体面的劳动中得到尊严和自身价值的体现，这是国家的愿景，也是人民的希望，而这一切，都需要法治先行。
——资料来源：2010年7月26日《学习时报》
东京的垃圾为何越来越少
据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东京都23区的人口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所增加，但是城市产生的垃圾和最终被填埋处理的垃圾却逐年减少。那么，东京的人口没有减少，而垃圾为何会越来越少呢？
首先，法律约束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源头控制住了垃圾的生成量。
日本有较为完善的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法律体系，如确保社会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还有关于恰当处理废弃物的《废弃物处理及清扫法》，以及《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容器包装再生利用法》《家电再生利用法》《食品再生利用法》《汽车再生利用法》等。在这些法律约束下，日本国民均按照有关规定，进行“3R”实践，从源头上有效减少了垃圾的生成量。
“3R”是减少、再利用、循环3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核心意思是尽可能不购买和使用容易产生大量垃圾的物品，尽可能延长物品的使用寿命，不轻易抛弃，并尽可能使物品再生利用。与此同时，东京都还实行严格的定时、分类投放垃圾的制度，有效控制了垃圾的二次污染。
正因如此，东京都23区的垃圾量从1989年历史最高水平时的近500万吨减少到2008年时的306万吨，减幅超过38%。
其次是注重资源回收，使垃圾总量得到减少。
日本在垃圾处理过程中，可再生资源要进行分类回收。除此之外，废旧家具、自行车等被称为粗大垃圾的东西会送入“粗大垃圾破碎设施”，陶瓷、碎玻璃等不可燃垃圾会被送到“不可燃垃圾处理中心”。之后，工人首先要将其中的铁、铝等可再利用资源挑选出来，然后才将剩余的垃圾进行焚烧和填埋，这是垃圾总量减少的又一个原因。
据悉，在东京都23区共有21个“清扫工厂”。“清扫工厂”不仅负责辖区内的垃圾收集搬运，还要对收回的垃圾进行焚烧处理。可燃垃圾到了这里经过高温焚烧，将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和二恶英等有害成分分解，产生的煤气用于发电，产生的热量用于供热，炉渣灰和灰尘送往“灰熔融设施”制作建材，铁铝等金属进行回收。焚烧垃圾产生的有害气体经过处理后实现无毒排放。可燃垃圾经过“清扫工厂”焚烧后，体积仅为原来的二十分之一，如果将剩余的灰渣在“灰熔融设施”处理后体积还能减少二分之一。这是东京都垃圾填埋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此外，先进的垃圾处理设备设施使得处理垃圾的“清扫工厂”能在闹市中与居民和谐相处。
记者曾采访过东京都港区的“清扫工厂”。设计新颖的建筑、干净整洁的环境、清新宜人的空气……如果不是有进进出出的垃圾车，很难想象这是一家垃圾处理焚烧工厂。
进入厂房，犹如进入写字楼，不仅闻不到任何异味，而且噪音也很小。工作人员在电子计算机控制系统和操作平台前，对设备的运行情况了如指掌，各项数据和指标均在掌控之中。
在日本，“清扫工厂”向住户、单位等收取的垃圾处理手续费非常低，即1公斤只需要14.5日元。但处理1吨垃圾的成本为5.8万日元(1美元约合88日元)。
尽管垃圾处理成本比较昂贵，不过“清扫工厂”也有自己的“生财之道”，除手续费之外，主要收入来源是卖电、卖热、卖金属的收入。这些合计在预算中比例占了近三成，不足部分再由地方财政补足，工作人员均为地方公务员。
上述各项措施，不仅使东京都的垃圾生成总量逐年减少，每年无法处理而填埋的垃圾也大幅下降。据统计，1989年东京都的垃圾填埋量近250万吨，达到历史高峰，而2008年时减少到不足50万吨，填埋负担大大减轻，再次污染的风险也大大降低。
——资料来源：2010年7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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