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发展要把河山摆第一
连日来，随着季风裹携的夏雨，滑坡、泥石流、垮坝、决堤等自然灾害，不断破坏着我们的生活。对此，怨天尤人的不少，企盼坏天气赶快过去的更多。
我们一方面在对比，这是十年一遇、百年一遇，还是千年一遇，把问题的总源归结为大自然的波动轮回，这合情合理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能不能从自身找找原因？我们是不是一边学习科学，一边抛弃科学？是不是一边建设和谐，一边扼杀和谐？
先看看我们经常挂在嘴边、引以为豪的一些词汇：截弯取直、三通一平、移山填海、平湖造地、开荒造田、江河截流，等等。我们信心满满地抛弃了“天人合一”的理念，还很自觉地张扬起“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豪迈。
我们是不是都或多或少地犯了如下错误：只顾眼前的便捷、眼前的效益、眼前的舒坦、眼前的政绩，却不大愿意去理会大自然的秉性和脾气，结果发现每次与大自然争斗的结局竟然如出一辙，往往事与愿违。前人埋祸根、后人吃灾果，天灾人祸相互迭加、前赴后继。
为此，我们要大声疾呼，无论城市乡村，无论高速发展还是逐步建设，都应该确立一个最朴实、最环保的概念：当代重要、后代更重要；舒适重要，安全更重要；美观重要，科学更重要。祖国的江河山川永远为大，依附于此的我等子民必须是小。
——资料来源：2010年7月30日《报刊文摘》
城镇化的三大误区
推进浙江“就地城镇化”，当务之急，是先行消弥思想认识上的误区。
一是模式误区。目前省内外仍有部分专家、学者，包括少数政府人员，主张追求大城市战略，推崇日本“东京”模式，片面地认为实施大城市化，可以促进人口集聚，实现资源共享。其实不然。一方面我省现有大城市人口已趋于饱和，譬如杭州，考虑水资源、土地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等因素，常住人口应当有所控制了。另一方面，在全省所有城市都推行大城市模式也是不现实的，人口拥挤、就业困难、交通堵塞、环境恶化、住房短缺、地面沉降等“城市病”日益凸现，处理不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大量市民反映，城市过大，优质资源并不能实现共享，反而造成政府建设浪费。杭州在城东建大型剧院，可家住城西的市民几年享受不了一次。交通拥堵，仅开车路上就要耗去一二个小时啊！
二是概念误区。不少地方片面地认为只要城镇人口增加了，城镇化水平就提高了。单纯、机械地把城镇化理解成农村人口变成城镇户口，甚至有的地方强行圈地，不惜转换农民户口，以达到加快城镇化的目的。事实上，城镇化不仅仅是人口集聚，更多则表现在城镇功能的发挥、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源的完善、居民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指数等方面。
三是体制误区。有人错误认为，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就不应发展大中小城市。还有人认为，发展小城镇与新农村建设相对立。其实，农村“就地城镇化”，与大中小城市发展并行不悖，是一个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浙江需要一定数量的大中城市，更需关注大量的农民兄弟，要让他们聚集到小城镇去，享受城市化带来的幸福生活。
——资料来源： 2010年8月5日《浙江日报》
重大工程首先应是民主工程
在当今市场经济改革深化阶段，政府之手尤其是国家之手举足轻重，政府的政策导向与资源投向仍为各界共尊，仍是国之重器。纵向看，国家的资源调配能力已达至空前高度。横向比较，中国特色体制下的资源调配效率非同一般。计划，或改名后的规划，可补市场之不足，中国在这方面更被认为特具优势。兼具能力与效率双重因素，一方面固然更加展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对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高效决策提出了更高要求。手握重器，一发牵而全身动，不可不慎。
行之有效且久远的公共决策，大都基于求解各方面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寄望少数人的贤能，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当前，值得警惕的主要是重大项目，特别是耗资巨大、影响深远、技术复杂的重大工程的决策。
要经过充分的酝酿、论证、协调，是重大工程决策的必备前提，之后要经过公开、公正、公平的程序批准执行。因“效率”观念的根深蒂固，以及基于任期制及考核指挥棒的政绩短期化，更须特别注意做到这一点。鉴于五年规划的时段限制，更须力避抢着搭车、勉强上马的情况。研究论证经济技术因素主要涉及工程项目的科学性，假设立场客观、利益无涉，当前大量专家与技术官员不难膺此重任。相形之下，为协调不同利益、确保公平正义，重大工程决策的民主性更受考验，尤其是遇到利益有冲突、意见有分歧之时。而且民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学性——利益之下，何患无辞？
如今重大工程方案的提议者，大都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或大企业，影响的则是广大民众。直接如征地拆迁，间接如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只有进一步放开意见市场并使
其产生切实作用，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诉求才会转化为影响决策的优势。当前听证会等民主手段更多，互联网等利益诉求渠道更畅通，“两会”等场所的意见市场也更为活跃，但利益分化、固化的趋势也在加速。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膨胀，屡屡架空来之不易的民主决策。欲除此弊，唯有进一步厉行民主。如：在最大范围听取各方意见，严格组织科学论证，进行多种方案比选后，“票决”往往比“协商”更有力，“问责”往往比“问计”更有用。推行更严格的民主程序，最好是形成法定程序，才能确保公平正义的落地，确保重大工程真正造福于民。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合法性的基石，民主公开则是公平正义得以实现的基础。重大工程要成为民心工程，先得是民主工程。
——资料来源：2010年第13期《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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