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领导同志强调：“不需要开的会不开，需要开的会不讲官话、套话，不讲正确的废话，不搞推磨式的讲话，无话则免。”这番话讲得非常到位，“无话则免”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会风。
开会是一项工作，怎样开会既体现一种作风，也体现一种领导艺术。最近中央召开三个会议，充分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让各地干部群众可以在同一时间准确掌握中央精神，不搞层层传达开会，务实高效，深受好评。过去一些单位转变会风，采取了不少好的办法，如无会日、无会周、无会月、站着发言、限制发言时间、讲话不念稿子等等。这些办法对于刹住会多、会长的风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一些会议还是短不下来，实不起来，为什么？
究其因，一方面是惯性思维，中央精神层层传达，地方开会人人讲话，过去怎么开会现在也怎么开。另一方面以形式主义治形式主义，比如为开短会而开短会，像采取推磨式讲话，不管有没有话讲都平均分配时间，结果是一些该讲的没有时间讲，讲不清、没讲全、讲不明；不该讲的，也得讲几句，只得空话、套话、废话敷衍了事；还有的本没安排讲话的，喜欢补充几句，以至拖长会议时间。
会风彰显的是作风，体现的是水平，折射的是观念。
“无话则免”重在转变观念。有事没事开个会，有话没话说几句，有的领导一上主席台总得说几句，有的一开会总是长篇大论，总怕说得不全，说得不到位，显得自己没水平。更有甚者，喜欢卖弄，之乎者也，东吹西扯。要破除那种“领导重视就是开会讲话，讲得越多水平越高，过去会怎么开的现在也怎么开”等习惯思维做法。学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讲话，讲有用的话。
“无话则免”关键务求实效。开会是传达精神，部署任务，统一思想，解决问题。核心是为了解决问题。提倡“无话则免”，不是不要开会，也不是不让讲话，而是要让那些没有话讲的人把宝贵时间让给有话讲的人，把事讲清，把话讲明，让大家听得明白，让会上没有话讲的人用更多精力去做其他工作，让大家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能有更多时间、更多精力去抓落实。
“无话则免”贵在良好境界。良好的会风折射出来的是开会者的人品修养和思想境界。如果说有话则短是一种能力水平的话，那无话则免更需要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和修养。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要耐得住低调、守得住寂寞，不浮躁、不卖弄、不张扬、不装腔作势，不把讲话当成出头露面、自我表现的机会，静下心来多思考问题，多琢磨对策，多干好事实事，多干人民群众欢迎的事。
——资料来源：2010年8月2日《浙江日报》
对腐败“零容忍”
提起腐败，很多人都会在脑海中迅速掠过几个贪官的丑陋嘴脸，可能还会记起那令人瞠目的贪腐数字。对腐败的种种形式，比如贪污贿赂、索贿受贿、挪用公款、买官卖官等等，也并不陌生。腐败，在民众眼里已如“过街之鼠”。
多年来，反腐败一直保持高压态势，每年都有不少官员因贪腐落马，锒铛入狱。与预防、监督、教育有关的反腐败规章制度也日益规范缜密，织出的“网眼”愈来愈小，腐败的空间自然越来越少。
不过，就像电脑总有补不完的“漏洞”一样，贪腐者总能找到制度的缺失，进而谋取个人利益，蛀蚀公众财富。今天，一个新的腐败现象——“隐性腐败”，就如同新的电脑“漏洞”一样，带来了新的危险与危害。
腐败方式由“地上”转为“地下”、由直接转为间接、由“现货”转为“期权”、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转为隐蔽性较强的“隐性腐败”，这种腐败的“升级版”具有发现难、认证难、取证难的特点，增加了打击的难度。
治理“隐性腐败”，不仅需要对制度提出更专业、更精细、更科学的要求，更需要全社会对此进行反思、“会诊”。
在对待腐败问题上，人们表现得还是有些宽容。就像日常生活中常会遇到的“排队加塞”现象：遇到“加塞”，如果是在自己的后面，人们往往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果是在自己的前面，有人可能会义愤填膺、愤而斥责，但也有人则可能选择不愿多“事”、由他去吧。虽然“加塞”只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但它与“贿赂”的性质相似，都是行为主体意图通过不正当、不公平途径获得“便利”。
正是这种对社会不良现象“由他去吧”的态度导致腐败有了更广的生存土壤。既然
“加塞”不可避免，那么好吧，自己赶紧也去找找“人”看看能不能也“加塞”。由反腐败转而也去腐败，距离并不很长。
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败可以说是在跟人类的贪欲作“斗争”。因此，永远不要寄希望于行使公共权力的人能够严格依靠私德来自我约束。官员能够自律当然很好，但如果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官员能够按照道德标准来自我约束，而没有法律规范来刚性他律、来制约、来惩治，腐败很难根治。
历史早就证明了这一点，“礼法”盛行的时代，腐败也没见消停过。所以，还是不要再抱有幻想，对腐败，无论是“显”还是“隐”，都要“零容忍”。唯有如此，方能玉宇澄清。
——资料来源：2010年8月3日《人民日报》
中国企业家为何逃离实业
年初，我去瑞士苏黎世旅游，中心商业街上，我被橱窗里的一只压力锅吸引住了。是德国双立人品牌，标价：290欧元。一只压力锅竟可卖到如此高价，让我不由惊叹。谁料，同行的一位企业家朋友告诉我，这只锅在国内中心城市的售价是3200元人民币。
凑巧的是，回到国内的几天后，我在一次座谈会上碰到一家民营压力锅企业的董事长。近十多年，这家企业自立品牌，扩张发展，赫然已成国内行业冠军，其产量在全球也排第四。我把那只锅的照片给那位董事长看，问道，你的工厂能否生产出这样的高价产品？他回答说，质量和功能应该可以接近，可是价格却怎么也定不到那么高，最多不过千元。
接着，他突然告诉我，现在，他最大的兴趣已经从做压力锅转到资本经营了，前年，他把企业的大部分股份出售给法国的一个家电集团，得了20多亿元。他计划在家乡投资一个岛，开发房地产和码头，政府对他非常支持，其盈利前景大大好过生产压力锅。
我听到这里，百感交集。我对在座的一位老资格经济学家说，看来中国人10年之内再也做不出一口好锅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被这只压力锅的故事所缠绕。脑海之中，20年前那个简陋的街道小工厂与苏黎世大道上的橱窗交叠出现，让人莫名惆怅。20年，一代人，好不容易做到全球第四，一朝出售，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回到那个位置？
更让人担忧的问题是：在2010年的中国企业界，不愿意“再埋头做压力锅”的企业家到底有多少？
近年来，专心实业似乎已经是一件十分“落伍”的事情了。当年曾被视为偶像的松下幸之助、杰克•韦尔奇等实业家不再时髦，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巴菲特、索罗斯和李嘉诚。“用钱生钱”显然比实业来得轻松愉快。我近期常碰到一些仍在实业界打拼的企业家，他们纷纷萌生退意，向往做一个投资家，不愿意再干实业。这些景象似乎在显示，当今是自1990年以来民营企业家士气最低迷的时期。
究其原因，简略而言大抵有三。其一，资本市场———包括股权投资和经营房地产等———的回报大大高于工业经营。其二，传媒过分渲染投资神话，打开报纸网站，随处可见哪位投资家看中一家小公司，仅仅几年就得数十倍、成百倍回报的“神话”。实业之心，不禁荡漾。其三，实业投资的宏观环境未得改善，极大打击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这种低迷的景象与中国经济的实际需要产生了极大落差。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制造被迫向内需化转型，而国内消费市场确乎也出现了旺盛之势。同时，中国的产业经济面临升级转型，正需要实业家全力以赴，加大投入。而正当其时，却出现了投机之风，不由让人生出无限的担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要在全球竞争中有所作为，必须依赖实业经济的勃兴。当实业家都一一被“逼”成了投资家，当实业之心一一冷却，那么，可持续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又将从何说起？
——资料来源：2010年7月22日《环球时报》
我国政府运行成本过高的原因与对策
近年来，随着政府职能范畴的扩大和深入，政府机构不断膨胀，公务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的数据进行统计，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持续增大，已由“一五”时期的12.72%上升到“十五”期间的17.70%。
行政管理费用飙升的一个客观原因，是近年来政府机关公务员数量和平均工资水平迅速上升而造成的人力成本增加。此外，由职务消费引起的财政超编和政府浪费，几乎占了整个政府运行成本的一半以上，成为提升政府运行成本的显著因素。所谓职务消费，就是根据国家公职人员(主要是党政领导干部)的行政级别高低，享受不同档次，以实物分配形式为主的物质待遇，如住房、汽车、各种通讯工具、勤务人员乃至公务宴请额度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行政改革的不断进行，职务消费供给制逐渐削弱，但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其中，公务用车、公务接待、公务差旅费及公费旅游等方面引起的财政负担严重现象呈愈演愈烈之势。
在我国，由于机构臃肿、层级过多和职能模糊等原因，不仅严重影响了政府效率的优化，还使得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大幅度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从横向的角度看，政府系统内水平机构的增加和行政职能的分割，使得政府部门之间推诿扯皮、相互掣肘，极大地增加了协调成本。职权关系复杂，加上权责不明，往往导致多个政府部门插手同一事情或管理同一对象，或者根据自身利益而刻意忽视经济改革过程中衍生的社会问题，这种现象使得各个部门之间由于行政目标函数差异而引起的协商、谈判、整合成本倍数上升，并且滋生了过多的行政决策和审批流程。例如，由于各政府部门千方百计设定审查、批准、发证的权限，造成冗长的办事程序和不必要的权力交叉，从而行政审批过程环节众多，手续繁琐。这不仅加重了转嫁给社会的外部不经济，还增加了政府的运营成本。
从纵向的角度看，我国目前有五级政府，是世界上主要国家中政府层级最多的国家，五级政府对应五级财政，加重了政府的运行成本。从世界情况看，绝大多数国家设立中央政府和二级或三级地方政府。而我国现行政府层次是五级制，即中央、省、市(地区)、县(市)、乡(镇)。政府层次太多，影响统一性；管理幅度太小，影响宏观性。更为严重的是，每一级政府层次的设立，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机构、人员来支撑，增大了政府运行成本。此外，过多的政府层级，使中央到地方的分级职能分配和实施过程中，产生了过长的委托代理链。委托代理链越长，相对委托人、代理人就越多，他们之间的利益折冲、信息扭曲就越大，从而提高了代理成本。
——资料来源：2010年第2期《东南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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