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论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包括哪些基本范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功能主要在于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原则与依据。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说的四个方面内容并不直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指明了方向。
进入实践领域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一定应该是简单、清晰、明了的,最好是“语录”,几句话、几个词。“语录”恰是理论生命力最强盛的标志,最有作为的标志,最发挥作用的标志。基于这样的判断,我认为,有四个价值范畴应该能、也确实能进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野：和谐、公正、仁爱、共享。
其一,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状态。
其二,公正——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指向。
其三,仁爱——社会主义社会的伦理诉求。
其四,共享——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追求。
有的同志会问,为什么不把现在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比如,“民主、法治、权利、富强”等等内容也列入核心价值观,难道它们不重要吗?我们承认,它们很重要,甚至很有现实针对性,是当代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加强的内容,但它们是价值观的实践展开,是反映奋斗目标、发展主题、政治文明建设任务等要求的工具性范畴,是次生内容,我们完全可以从核心价值观中把他们推导出来。一个以“和谐公正仁爱共享”为核心价值的社会必然是民主充分、法治昌盛、权利神圣、国富民强的社会。因为,核心价值观应处于价值的层面,是价值性的不是工具性的;是导向性的,不是结果性的;是逻辑上的在先,不是具体行为上的在先。
当然,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强调一句话:不把它们列入核心价值观,绝对不等于它们不重要,也绝对不能因此忽视它们的重要性,反而要更加彰显它们的意义与功能。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切实践行民主、崇尚法治、尊重权利、国富民强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没有对它们的切实践行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被实践。
——资料来源： 2010年7月12日《报刊文摘》
社会评论
“天价维稳”不是长久之计
从2009年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来看，许多地区的公共安全支出均超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教育、环保、科技创新、保障性住房支出。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维稳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直接关系人民福祉的事业。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元，而社会保障中的就业补助、国企破产补助、养老医疗保险系统维护、社会救济等11个福利项目经费加起来才5040万元。
据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已经接近军费的5321亿元。并且，公共安全支出成为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法制日报》报道说，2009年辽宁公安支出是223.2亿。以该省4300万人计算，人均要负担维稳费用500多元，对于一个经济水平一般的省份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健全、庞大的维稳机制也在形成。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群众工作室、维稳信息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也建到了街道办。福建、江苏、浙江等首倡的“综治维稳进民企”，目前已在全国普遍推开，企业内部也设立了维稳办公室，由董事长亲自挂帅。拥有170万人口的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维稳工作力量渗透到了基层的每一个角落”。
我国是世界上投入维稳成本最多的国家之一。“两会”仅仅是一个平常的例行会议，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达70万人。从2008年到2010年，河北省用于完善“护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础设施的累计投资有49.5亿元。
我们需要反思：能够长久地承受得住如此高昂的维稳成本吗？购买全方位监控系统器材，组建快速反应车队，扩充维稳人员编制，全天候、多对一的监视，无一不需花费大量金钱。根据《河北省公安机关奥运安保侧记》的记述，2007年至2008年，环京“护城河”指挥部和17个检查站就耗资1.2亿元。浙江嘉善县一个环沪“护城河”检查站的投入要达1000多万元。广西贵港的5个群众工作部，74个群众工作中心，1148个群众工作站，每年至少吃掉626万元的财政经费。
今年，处于上海世博会“护城河”周围的浙江永康市创建了“8对1”的社区维稳模式：“每个工作片的联片领导和常务副片长为责任领导；联片民警、联村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调解主任、村治保主任为责任人，八个人一起共同负责所在村矫正对象的安置帮教工作。”2010年1月12日，贵州安顺坡贡镇发生了一桩普通刑事案件，当地政府为了维稳花费了相当于3年财政收入的费用。在维稳“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下，地方的维稳已经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
随着维稳体系的逐渐健全形成，国家要投入多少钱才能维持这庞大的机器呢？维稳是不是未来的中国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呢？——资料来源：2010年7月12日《学习时报》
干部论坛
慎防民主生活会“变味”
根据中央规定，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会，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上半年的民主生活会应在7月底以前召开，下半年的民主生活会应在翌年1月底召开”。
“又要开民主生活会了，又得说一些违心的话，听一些无关痛痒的话。”6月中旬，北京市某机关一位领导干部私下向记者抱怨。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不少部门和单位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质量并不高。只谈成绩、不谈问题，或者大张旗鼓谈成绩、轻描淡写谈问题，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甚至不管班子问题有多严重，相互之间总是讳言批评，最多是“提点希望”，偏离了民主生活会的本意。“批评领导怕被报复，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级怕丢选票，批评自己怕失威信。批评别人很难，批评自己更难。”对于民主生活会质量下降，北京某科研机构一位干部的说法很有代表性。
2008年10月6日，湖南株洲市粮食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何智，因涉嫌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资产等罪受审。据媒体报道，在其任职期间的一次民主生活会上，数名党组成员公开揭露何智涉嫌腐败，此后又联名上书有关部门，强烈要求对其采取相应措施。此后何智被当地纪委“双规”并进一步掌握证据。
“在现实中，要通过民主生活会公开挑战本部门‘一把手’的权威，甚至揭开存在的严重问题，这简直就是奇迹。”南开大学教授齐善鸿认为，这也许是何智一案引起高层关注的原因所在。
——资料来源：2010年7月12日《报刊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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