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恳回应方能避免公信力缺失
近来，陕西咸阳“122件于右任作品不知去向”的事件引发持续关注。个案之外，大家更希望从中窥见出普遍的意义，在制度和管理上做些“亡羊补牢”的文章。
7月3日，联合调查组公布初步调查结果，表示“已查实112件，另有6至9件仍在调查”。但这样一个只召开了10分钟的情况通报会，并没能有效回应民间的猜疑，反而留下了许多“漏洞”：作品总数无法和“122件”对得上、对捐出一个月后即“缩水”4件的事实缺乏交代、向三原博物馆移交作品的数量存在出入……此外，公安部门没有开口表态并展示证据，对于媒体的问题一概不予回复，并将希望获知真相的捐赠人请离出场，这些做法也引发了舆论质疑。
值得警惕的是，很多质疑已经从文物失踪事件转移到调查本身。比如，在咸阳市政协副主席、联合调查组组长李文化表示“不存在私分问题”后，就有媒体对于“多年个人保管不算私分”的说法提出质疑，并对由政协官员担任调查组组长表示了疑虑。
许多猜疑更是走向了诛心之途——自己调查自己的“调查组”缺乏合法性，自然底气不足，加之利益纠葛太多，还能指望有多少诚恳回应？而当事情不能被说清之时，人们的虚构能力就会显得异常强大。
和很多危机事件一样，本次事件又展现出“各说各话”的迹象：有关部门强调已取得调查进展，但许多“疑点”却并未解开——为什么数字对不上？为什么很多信息说不清？为什么捐赠人被请离出场？如果不从一个个具体的质疑开始解答，公众疑惑就无法得到澄清，就很难买调查结果的账。
或许有人认为，事情都过去二三十年了，当事人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调查来调查去未免有些“悲哀”，绝大部分作品能追回来就行了，何必件件计较没完没了？就个体而言，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对已经延伸到公共领域的事件，任何试图模糊处理的念头都是错误的。如果说文物丢失对公众是第一次伤害的话，那么迷离的真相迟迟不能揭开、散落的文物迟迟不能“归位”，无疑会造成新的第二次伤害，并持续损害公权部门的公信力。
对真相的追问不是无聊的“围观”，这里包含着这样一个命题——假如再给捐赠者卓登先生一个机会，他还会不会将122件于右任书法作品捐赠给咸阳市政协？答案多半是不会。假若这类充满迷雾疑云之事不早早释解，我们又如何培养出社会积极健康的捐赠热情？或许，当大家“穷追猛打”不肯停下质疑的时候，他们是在期待一种能够说服他们的声音。对于公权部门来说，事已至此，只有诚恳地站在真相一边，才能从真相当中获得说服力和公信力，舍此别无他途。
——资料来源：2010年7月5日《人民日报》
基层声音
维护农民权利就需要农民的合作组织
农民组织问题不仅仅是种田人的问题。农民问题不一定是农村的问题，它不一定表现在农村。传统体制定义为农民的那些人，在户口簿上定义为农民的那些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问题都很严重，都是应该解决的。我们讲的农民既不是指一种职业，不是指种田人；也不是指一个阶级，因为“农民”中有穷人也有一些富人，有雇工也有老板，但即便是富人，是老板，他们也仍然是农民，所以才常常称什么“农民企业家”。而作为“农民”，他们的权利维护都存在着很大问题。新农村建设如果真正有意义，就应该把权利交给农民，农民愿意进城，你就得维护他在城市中的权益。如果农民愿意留在农村，你就得维护他在农村中的权益。回避了“权利”这个关键，不管鼓吹“城市化”还是“反城市化”都会侵犯农民利益。农民问题关键是农民权利问题，城市化进程不是消除了、而是突出了这个问题。而维护农民权利就需要农民的组织。
随着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发展，农民需要合作，需要建立合作组织来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性问题，由此产生农民合作组织。
政府与农民合作组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政府对农民合作的引导、协调、扶持和服务上，而不是在管理上。农民合作组织主体是农民，成立农民合作组织本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手段。可见，与组织农民合作不同，农民合作组织是一种基于农民内在需要而建立的组织，是农村社会的自主性整合。这种整合有两个特点：一是自愿，农民自愿合作，并通过建立合作组织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二是自主，它没有外部性的强制性力量，完全依靠愿意合作和参加组织的农民自己形成的共同规则来维持合作及组织的延续和存在。农民可以参加合作组织，也可以不参加；可以参加这一组织，也可以参加另一组织，有自动进入和退出的机制。在这种合作和组织中，自始至终都体现着农民的主体地位。可以说，没有农民的主体性，也就没有农民合作组织。
——资料来源：2010年7月5日《学习时报》
社会观察
何必强拉古人撑门面
原以为中国的历史文化足够悠久足够厚重，足够子孙后代细细分享，但看一看愈演愈烈的名人故里之争，才明白，如果没有文化的自我生长与创新，再多的名人也都永远是稀缺资源，再多的通知与叫停也不能真的浇灭地方的冲动。
名人故里之争由来已久。看一看新闻，你就会发现，古人中的“一线大腕”早已被瓜分得差不多，许多小县城只得纷纷争当“二三线”古人的经纪人；值得景仰的好人已经瓜分得差不多，连有争议的人也被拉来大做文章，甚至，文学和历史传说中的虚构人物，也被今人拉来撑门面了。
问题还在于，“故里争夺战”的硝烟中，有几个是出于对名人景仰的？看看理学大师朱熹吧，为了一次所谓的880岁大寿，福建尤溪、建阳、武夷山和江西婺源四地一起献出了“寿礼”：投资4亿元的尤溪朱熹故居，投资1.2亿元的建阳朱熹祠堂、朱熹广场、半亩方塘等；投资3亿元的武夷山“理学圣地”游览区、“邹鲁渊源”游览区、朱子生活体验区等；而江西婺源的朱子龙尾砚文化园、文公湖度假村等项目总投资多达24亿元……用钱砸出来的“纪念”中，看似是一场浩浩荡荡的文化工程，到底又有多少是为了弘扬朱熹博大精深的思想，又有多少是伪文化乃至反文化呢？其实，欧洲争名人的风气也很严重：歌德有不止两个故乡，马克思也有三个。在瑞典，甚至有30多个地方挂着“诺贝尔故居”、“诺贝尔小屋”等招牌。但是，大部分故居几乎都保持原有的简朴风格，传达出的精神气质令人印象深刻。所以，不在于“争”，而在于怎么看待名人。
一座城市的历史有长有短，名人资源有多有少，是被历史注定的。一座城市的名片不是哪一个古人可以代表的，何必一定借古人来扬名？如果一个城市既不尊重传统，也不吐故纳新，纵使拉来多少古人撑门面，也是虚浮的。
享用前人的知名度，固然省去了艰难曲折的创新之苦，但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能为后人创造出更多可以利用的财富，我们的城市不能形成更多带有这个时代气质的新名人，祖宗的饭总有一天会被吃完的！
——资料来源：2010年7月14日《新华每日电讯》
热点关注
怎样为改革先行者解困
据报道，四川巴中市白庙乡政府推行阳光财政，实现财政支出公开数月以来，向有关部门争取项目和资金少有回音，上级部门人员来乡与以往相比减少一半，当地百姓迫切希望解决的水、电、路等问题仍无着落。白庙乡负责人由此对财政公开产生困惑。
“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今天，从村务公开、厂务公开到财政公开、政务公开、办事公开，在不少涉及满足公共需要、关系群众利益的领域，公开作为一种公共治理理念已日益付诸实践。而白庙乡的实践则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公共治理过程中，仅有某一层级、某一环节的公开还远远不够。在公开性、透明度尚显不足的大环境中单兵突进，改革先行者往往会遭遇种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困境。
公开的威力是巨大的。从内部看，把各项支出甚至包括吃喝、接待、送礼等开支晒在阳光下，将使握有开支权力的人不能随心所欲；从外部看，财政公开让那些过去想到基层捞油水的人多了忌惮。白庙乡的财政公开实践表明，公开对于减少公款吃喝、抑制吏治腐败、促进干部作风转变、倡导舆论监督、保障知情权等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
但公开不能是“一个人在战斗”，必须有系统的制度建设相配合。只有乡一级，而没有其上属县、市乃至省的财政公开，那么整个财政系统就仍然缺乏透明，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假如对上级财政的支出缺乏严格制度制约，财政资金“谁送得多给谁、谁与自己关系铁给谁”的漏洞不能补上，那么结果就可能是谁搞财政支出公开，谁反而争取不到项目和资金，让财政公开的探索者付出代价。
在公共治理过程中，公开与公平、公正，三者不可或缺，必须实现良性互动，才能走向善治。一方面，应坚定推进公开，把那些关系群众利益、公共利益的事项和过程及时充分地公开，群众才能知其来龙去脉，评判是否公平公正，进而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制度。另一方面，把公平公正更多地贯注在施政理念和制度安排中，才能为公开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社会环境。否则单纯的公开将使执行者在内外交困之下放弃，或走向伪公开——公开的大都是无关痛痒的内容，群众希望公开的却付之阙如，对关键项目、环节、过程的公开虚晃一枪，让人看不懂、搞不明白。就在白庙乡财政公开遭遇现实困惑广受关注之时，从白庙乡所在的巴中市巴州区传来消息，巴州全区51个乡镇和办事处都依法、规范地进行了政务财务公开，公开面达100%。在单个乡镇的改革成效已经显现的情况下，迅速将改革举措推广至全区所有乡镇，这一做法不失为一种帮先行者解困的有效办法：至少在巴州区，白庙乡不用再担心因自己的“特立独行”而受到区别对待。制度安排上的公平公正，在一定程度上为进一步的公开打了气、撑了腰。
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各种探索和尝试都难免同多种阻力迎头相遇。白庙乡和巴州区的财政公开试点，仅仅是其中小小的案例。时时把握好公开公平公正的关系，既有大刀阔斧改革攻坚的勇气，又有精心设计破除困境的智慧，改革才能克服阻力、不断推进。
——资料来源：2010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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