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真实情况向人民讲清楚
“作为政府总理，把真实情况向人民讲清楚，这是我的义务。”温家宝总理接受新华社专访时的讲话掷地有声。在约100分钟的采访中，温家宝总理坦诚地回答了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各种问题，表现了一个大国总理的务实作风和对人民负责的情怀。
“把真实情况向人民讲清楚”，推进政务公开，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更是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要不断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及时发布信息，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通过政务公开，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才能进一步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把各级政府要做什么、不做什么、真实情况是什么等问题向人民交待清楚，才能赢得人民的理解、支持和拥戴。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正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力地推进了政务公开。但是，个别地方在政务公开上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重大决策不能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该披露的信息不披露，对群众疾苦、质疑和批评充耳不闻，这不仅仅是方式方法问题，更是工作作风和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
“把真实情况向人民讲清楚”，推进政务公开，才能实践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过去，一些地方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均是决策不科学不民主的产物。通过推进政务公开，赢得人民群众的充分理解、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才能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实践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能力。
“把真实情况向人民讲清楚”，推进政务公开，有利于凝聚民心、共克时艰。当前，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仍有一系列挑战需要克服。要尽扫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抢占发展制高点，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实做细。“把真实情况向人民讲清楚”，不仅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克服困难，也能给人民群众带来信心和希望。
——资料来源：2009年12月30日《新华每日电讯》
前沿论坛
重视对庸官懒官的治理
谈起干部作风问题，人们往往对贪污腐败反映最为强烈，认为以权谋私、大肆索贿受贿的贪官对政权和社会危害极大；而对于庸官、懒官，一些人则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没有往自己腰包里搂钱，只不过是平庸一些、懒惰一些，无伤大局。一些庸官、懒官玩忽职守、渎职犯罪后，甚至还有人为之讲情、开脱罪责。实际上，从一定角度看，庸官懒政对党和国家事业危害很大，治懒治庸是加强干部管理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
庸官、懒官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近年来，国内有的地方频频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里的一些官员是庸官，不懂得怎样抓好、管好安全生产；是懒官，不愿意深入生产第一线，不肯动脑、动手去解决可能引发事故的隐患问题。据2008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2003年以来的5年间，我国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4973件，涉及42010人，其中已被判决有罪的16060人，是前5年的2.3倍；被查办的各类渎职犯罪，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57.3亿元。2003年至2005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21553件渎职侵权案件，共造成1263人重伤、8722人死亡。这说明，与贪官一样，庸官、懒官不但浪费大量国家资源和财产，而且使众多无辜的人丧失生命和健康，其危害甚大，决不容等闲视之。
庸官、懒官极大地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公信力是党和政府的命根子。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从哪里来？从正确决策中来，更从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成效中来。在实际工作中，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坚持“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的工作态度，使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始终保持崇高的威信。但确有那么一些人，在岗不在状态，在位不谋公事：“混”字当头，尸位素餐，碌碌无为；和尚撞钟，得过且过；推诿扯皮，效能低下；吃喝玩乐，追求安逸。群众到他们那里办事，常常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这些作风和做法对党和政府公信力的伤害，丝毫不逊色于贪腐。
庸官、懒官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庸官、懒官最大的特点，是散漫拖沓、暮气沉沉。不论发展压力多么大、民生问题多么急、机遇变化多么快、上级要求多么紧迫，他们却总是快不起来，悠悠然地磨蹭着，心懒、嘴懒、手懒、身懒。这样的人多了，我们党就会失掉在艰巨复杂的革命、建设、改革考验中形成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变得迟钝、保守甚至麻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最后就会失去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如果说贪污腐败是我们党的“致命伤”，那么，庸官、懒官则会使党染上“慢性病”，同样会严重危害党的生命力和先进性。对贪污受贿的贪官可以依据党纪国法以“动手术”的方式予以清除，而对那些似乎“无大错”的庸官、懒官带来的“慢性病”，治疗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更加说明，对党中央提出的治懒治庸决策万万不可掉以轻心，非高度重视不可。
治懒治庸是干部队伍建设问题，是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也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大问题。事实上，有的庸官、懒官同贪官是合而为一的，不少腐败分子就是从庸、懒的路子走到贪的。因此，治懒治庸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必然要求。只有不断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才能为治懒治庸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也只有切实整治庸官、懒官，才能使反腐倡廉建设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资料来源：200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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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申报从“一把手”开始用意深刻
正在召开的广东省委十届六次全会透露：广东将逐步实行党政“一把手”家庭财产在一定范围内报告制度。在提交讨论的相关《意见》稿中，“逐步”和“一定范围内”的表述具有广东改革务实的特点。因为，从国内一些地区全面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改革来看，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有可能让这一制度像多数用意颇好的制度一样中途流产。这样务实谨慎的表述表明广东对改革的困难有充分的预期，但这一预期并不意味着对改革阻挠者的妥协，而是基于对广东省情的判断进行渐进式改革的前奏，实际上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上升至省级政府层面试点的，广东是第一个。
而在《意见》稿中最引人注目的关键词无疑是“一把手”。此次广东不仅在官员财产申报上先从“一把手”开始，其他几项措施也几乎都是直奔“一把手”而去。比如,《意见》稿还要求重点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检查，探索实行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述责制度；要求党政正职一般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等重要部门工作；要求党政正职不得违反程序，干预、插手工程项目建设、城乡规划、征用地审批；最后《意见》稿还要求，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党员领导干部、干部考察对象报告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对“一把手”进行权力限制，其中最重要的限制是财产申报制度。
新疆阿勒泰首先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之后，全国各地有过不少实行的例子，但是这类改革都有一个毛病，据笔者统计各地出台的财产申报措施发现，这些措施大多都在基层政府先行，乡镇、县级政府占了多数，就所公示的级别来看，申报人群大多集中在科级干部和县处级干部，而各级别的“一把手”多不参与财产申报。这一现象其实并不奇怪，从基层开始，自下而上一向是中国改革的逻辑。这种逻辑在经济改革中还可能有极大的效果，但在政治改革中却极难生效，因为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一把手”向来集中着整个行政单位的权力，如果改革不把“一把手”包括进去，那么这种改革往往会成为行政单位内部的一次寻找替罪羊的政治游戏。政治改革要求的是终结政治利益链条的腐败运作，如果每一个“一把手”是一个主链条，那么它的底下就有无数个子链条，只砍子链条不砍主链条，那么子链条还是会无限地自我复制，政治改革最终仍然可能止步不前。
广东的主政者显然对中国这一政治国情有着深刻的洞察，虽然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从阿勒泰开始，在全国也已经有多个试点，但广东后来居上，显示出了可以预见的威力。从一个更深刻的角度来看，从“一把手”开始其实就是自上而下，如果政治改革都能做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行，那么大多数政治改革又怎么会如此之难呢！正是因此，看上去和全国大多数官员财产申报无异的广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旦实施，值得我们有更多的期待。
——资料来源：2010年1月7日《南方日报》
社会时评
听证会能否移至决策前端
举行听证会的目的，在于倾听多方意见，以实现决策的科学、客观和公正，也就是“兼听则明”。但就实践来看，效果可能没有预想中那么好。个中原因，恐怕还是与政府部门行政、决策方式密切相关。
目前，政府的决策更多还是依赖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决定，对于社会意见的考量，也习惯于采用内部座谈会等形式。在政府决策没有确定之前，倾向于不向社会公布，以避免引起议论，影响决策。而听证会又是公开进行的，所以在决策没有相对成熟前，政府一般不会召开听证会。也就是说，在很多听证会召开的时候，政府的内部决定已经基本形成。如有些城市的公交降价、油价调整等，基本上都是财政部门都已经拿出预算具体方案了，才举行听证会。听证会基本上处于行政过程的相对末端，作用发挥有限、对决策意义不大，也不难理解。
因此，在决策前期增加公众的参与度，是保证听证会发挥应有效果的重要途径。
在有些城市水价调整的听证会方案中，给出了可以选择的几个涨价方案。实际上这给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一定的主动权，是好的。只是这也是建立在一个决定了要涨价的大前提下。在以后的实践中，能否将这样的主动权和参与权，进一步拓展到涨价这个决定形成之前呢？
其实，此前政府已经经过大量的调研，对于涨或者不涨，专家、代表也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和方案。如果把这样的方案及各自原因，都进行公布，引导讨论，而后对公众的意见进行搜集整理，再由相关决策者进行研判。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最终结果，可能能更为客观地代表公众的意见，也能更为广泛地得到公众的接受。
——资料来源：2010年1月1日《报刊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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