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声人去后百姓论是非
一个领导在位时得到赞扬不少见，在去职离位后得到赞扬不多见。
最近媒体报道山东寿光县委老书记王伯祥，离开岗位已经18年，当地干部群众依然滔滔不绝地数说他在位时给老百姓办的好事，委实令人感叹。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他做县委书记时，扑下身子、一门心思为百姓谋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他从寿光离任时，一辆130小货车就拉走了他一家的全部家当，他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位时的工作业绩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这与当下一些干部热衷于立竿见影“面子活”，热衷于“短平快”政绩工程，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要说十八年，有的在十八个月之后，这些“工程”便坏菜露馅，成了后来者的包袱。我国有句古语，叫“政如农功”，就是说为官干事，也要勤耕善作，不能急功近利，这对当今一些领导干部仍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人们赞扬王伯祥，是因为时代需要王伯祥式的干部，群众需要王伯祥式的干部。这样的优秀干部越多，我们的事业就越兴旺，人民群众就会得到更多的福祉。
——资料来源：2010年1月4日《人民日报》
人民论坛
重大决策，代表人民的权力都应“在场”
过去一年，一些地方围绕征地拆迁、垃圾处理等问题，引发的争议和讨论不断。在广州，就番禺垃圾发电厂选址问题，面对激烈的民意，政府改弦易辙放弃原定方案，成了官民良性互动的典范。人们期待，这种决策的良性互动不应止于个案，更应有制度化、可操作的路径。
在广州，这种期待看来可望成为现实。根据1月1日起实施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该市上述民生大事将由“政府决定”改为“人大决定”，对政府越权作出的行政决定，人大常委会可以依法撤销。(《羊城晚报》1月3日报道)
重大事项由人大而不是只由政府决定，这正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应有之义。一些地方公共决策之所以频惹争议，症结就在于行政权力过大，且很难受到刚性制约。在一些地方，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甚至本身就是利益一方，往往导致与民争利，或决策伤民，引发民怨。相比之下，把决定权交给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人大，不仅合符制度设计，也由于人大更独立、更超脱，决策更能体察民意、民心，也就让人更放心。
重大事项决定权，原本就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固有权力。本质上，人大的决定权，体现的就是公民的决定权。因此，广州的《办法》，与其说是赋权，不如说是人大权力的激活和重申。
如今每遇争议性决策，人们总希望有个更超脱的机构来组织听证、进行裁决，舆论总是呼吁人大及时出手。然而，类似番禺垃圾发电厂选址、水价听证等争议性决策中，一度鲜见人大的身影。更常见的情形是，分散的民意和试图代表民意的媒体，在与强大的行政权力博弈。
在黄金机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的当下中国，利益多元、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社会现实，迫切需要人民代表大会发挥制度设计的固有作用。广州这个《办法》的意义，不只是激活与重申，更为人大权力及时介入公共决策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过去，人大的决定权落实不理想，有履职意识与能力的问题，也有权力规定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等因素。广州的新《办法》，对所谓“重大事项”的界定和分类作了明晰，15项重大事项一目了然，并明确了争议事项提交讨论和组织听证的程序，使纸上权力成了可操作的规范。以后遇到相关争议，只需按图索骥即可。
推进民主政治，很多好的制度其实早已法有明文，无需另起炉灶，只要将沉睡的权力激活或认真落实就行。权力不去主动激活，只会长期沉睡。人大权力的激活，不仅体现在加强立法上，也体现在对重大决策和公共事件的参与上。在激活人大权力和积极履职方面，广州的《办法》开风气之先，这与广州开放的社会环境有关，更离不开地方党委推进改革的努力。据报道，广州是广东省委确定的民主法制建设试点城市，省委书记汪洋要求广州率先探索、付诸实践。七易其稿的新《办法》，被视为试点建设的重要成果。
有作为才有地位，在事关民生的重大决策中，代表人民的权力都应“在场”。因为直面基层现实，在人大行使权力和日常监督上，地方人大大有可为。再过不久，地方“两会”将陆续召开，希望各地激活人大权力、积极履职的新探索新实践，能够形成经验，并带到随后召开的全国“两会”上。
——资料来源：2010年1月5日《新华每日电讯》
思想纵横
站在老百姓的立场看问题
《人民日报》2009年12月29日刊登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近日在河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他说，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换位思考，要把自己作为普通老百姓、作为困难群体的一员，经常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理解问题。我们要在注重人民群众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从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教医保，到安定稳定、生态环境等方面入手，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具体利益。
该报同日还刊登人民时评说，来自中国扶贫办的消息令人揪心：中国仍有400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扶贫任务依然艰巨。了解内情的人，不免有些疑惑:2005年底，中国贫困人数就从改革之初1978年的2.5亿下降至2365万，让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盛赞，“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怎么现在不降反升？原来，这个“升”，是因为今年中国实施新的扶贫标准，将贫困线提高到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人民币，开始接近世界银行提出、并被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采用的“1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数字，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农村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时评说，温家宝总理用一句话概括了新的一年工作的艰辛，“胜非为难，持之为难”。 “三农”问题的解决，固然取得了一时之胜，但梳理了若干让人亦喜亦忧的数字之后，我们更加清醒地看到，在欢庆新年之际，在安排明年财政预算的各地两会之前，都不能忘记，中国还有4007万贫困农民……
——资料来源：2010年1月4日《报刊文摘》
社会观察
“官二代”就业何劳政府发文件
近日，温州市龙湾区2003年下发的一份文件被曝光，文件内容是安排副科级以上干部子女就业，由此，一些文化程度只有“职高和中专”的干部子女被招进事业编制单位。
官员违法违规安排子女就业并不罕见，这种晃动着权力魅影的腐败，一直为人不齿和痛恨，也许正因如此，这些官员多是偷偷摸摸行事，诸如设置诸多限制，因人设岗，让公众说不出什么。温州市龙湾区的做法，显然打破了这种潜规则，它的孤绝之处在于，由龙湾区委组织部、人事劳动局和监察局三部门联合发文，以红头文件的方式安排干部子女就业。将潜规则演绎得如此公开，就让人出离愤怒了。
用红头文件安排干部子女就业，释放的信号令人担忧，干部子女还得当干部，起码得进事业单位，哪怕你文化不高，条件不够，只要你生于干部家庭，这是现代的权力世袭。这纸红头文件还让我们看到了权力自肥的制度化倾向，红头文件的背后是政府旨意，用红头文件安排领导子女就业，具有明显的行政性。此外，权力不是官员私器，事业单位也不是官员的私家花园，如此用人，无异于集体“分赃”。
红头文件中还有一个细节不能忽略，为了考录这些干部子女，龙湾区人事劳动局专门向区政府申请划拨专项经费。请示报告上写着：“报考总人数为60人，经测算，总费用需18000元。”是谁给了龙湾区政府划拨专项经费的权力？这些公帑分明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岂可专用于少数干部子弟？
当丑闻暴露，龙湾区的回应让人大跌眼镜，龙湾区相关部门称，为了稳定干部队伍，使全区各项工作尽快步入正常轨道，经集体研究决定，由3家单位组织了招考工作。“为了稳定干部队伍”竟也成了用红头文件安排干部子女就业的理由，何其荒唐。它的悖谬之处在于，如果干部队伍需要稳定，那么其他社会群体需不需要稳定？与“官二代”相比，“贫二代”就业之难毋庸赘言，与掌握各种社会资源的干部队伍相比，“贫二代”是不是更需要稳定？龙湾区的干部队伍从何时起变得如此脆弱，竟需要组织这么细致入微的关照？退一步说，即便干部队伍需要稳定，也不能以阻断公众平等拥有的上升通道、以践踏社会公平为代价吧。
毫无疑问，用红头文件安排干部子女就业，是一场权力畸变下的集体狂欢。当权力扯下了最后的遮羞布，赤裸裸展示其优越性，当“贫二代”为求一职东奔西走而不得时，我们隐隐看到，这种反差正在撕裂民意，加深民众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龙湾区的这一场权力“分赃”将如何收场，有关部门又如何抚平社会裂痕？公众拭目以待。
——资料来源：2010年1月10日《人民网》
看婺城新闻，关注婺城新闻网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