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数，又称数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涵和外延至今在学术界并没有确切的划分。广义的术数包括天文、历法、数学、星占、占候、卜筮、命理、相法、堪舆、符咒、择吉、杂占等，现在通常所指的术数是狭义的术数，是阴阳家、占筮家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来推断人事吉凶的学术。即以种种方术观察自然界中特定的数字和象，通过对阴阳五行生克制化模型组成规律的分析，推测人和事的气数和发展趋势。
《汉志》云：“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然而史官久废，除天文、历法外，后世所言术数泛指多种方术，比如奇门遁甲、大六壬、易经占卜、六爻易卦、梅花易数、四柱命理、测字术及堪舆等，这些术数文化形式，研究角度、深度以及运用方法差异极大，导致每一种数术的功用不尽相同。
术数形态各异，但是其本质就是阴阳五行生克制化。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者纪晓岚对术数有一个概括性的说法：“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四库全书·易类小序》)
编者按
不论西方东方，对数的崇拜，肇始于天地之不测，故能造物求测。中国由周易推演而下，开术数一路，各种方用，皆能应于人事；西方从古希腊以下，有毕达哥拉斯神秘主义一路，乃能启发哲学、科学。因两种文明之不同，中国为表象文字，西方为表音文字，故能开出两种结果，然别枝并蒂，成其为一个世界。故张申府谓“人类所最需，也就是中国人所最需，就是相喻，相信，相谅，相与为善，就大同，弃小异，取彼此之长，而舍彼此之短”，可见融通中西，方有新世界可言。今日之中国，于西方的取予仍是一个关键。
《素问》曰“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中国古今之大学问家，于术数一道皆有心得，故张隐庵有“术数者，调养精气之法也”一说。因其古奥，又加之千年的积累，各家各说，各有主张，初窥其径，不免歧路百端，不成正路。故国之草创者常以迷信视之，因其常假祸于人，危言耸听，于社稷，弊大于利；于人心，险甚于安。子不言怪力乱神，不外是怪力乱神无补于人心，是故立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衰亡。
术数之所以可以看作科学的源起，因其所使用的方法，如数之性质，定义、定位、定序、定律、定向，都是客观而有依凭的，推演自有其法，与西方所谓的逻辑，各成一脉，皆是对人世、天命的一种探索与追问。其推演的结果，只是给人一种看法，而不是一种束缚。西方术数的一脉，常以不可更易的论说为其定论，历百年方能破前论而开新河。中国术数的一脉，却是着眼于易，含有变易、不易、简易，其完备，可以说是略胜西方一筹，今人学问不通，方弃之如敝屣。
然术无道德，一如科学与道德之冲突，其中关节，自要学术数者，有自己的分寸。人的命运，并非依于术数，而是依于自身之努力。既曰命中注定，先要看这命是什么，其实老子的两句话可以道尽一切命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其中深浅，一如汪洋大海，可以取一瓢以饮之。那注定的是类的注定，而不是个体的注定。人既然与天地并称三才，可见人的作为有时可与天地的作为相齐。
陈雄俊先生也是于人世历尽波折，却不知这等波折究竟缘何造设，只见旁人之命运，与己之命运，如此殊异，其中必有可说。故能转向术数，以求其理。天地间，惟人能求理，无理则不能安生，故与兽类相异。因术数之道，必合于圣贤之道，方是正路。清代术士沈孝瞻说，“人能知命，则营竞之心可以息，非分想可以屏，凡一切富贵穷通寿夭之道，皆听命于天，而循循焉各安于义命，以共勉于圣贤之路，岂非士君子之厚幸哉”，此言虽不中，亦不远了。陈雄俊先生所讲的术数，也是依于这样的路子，能开人眼界，一语概括之，即是令人知命而无违，一生的摆荡即是要得其中，方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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