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音乐,
我找到了栖居之地”
西蒙出生那一年之前,文革开始了。与之形成诡异对比的是,奥特曼也从这一年开始使用他的“十字光波”。西蒙出生这一年,要是把视线往远处推,文革已经蔓延至香港,这不是特别重要;李小龙确立了截拳道,这不是特别重要;涅磐乐队的主唱科特·柯本降生于阿伯丁的同时,切·格瓦本死于玻利维亚的丛林中,切曾说过,“我被摇滚不小心撞了一下腰”,“腐烂的是世界,而腐烂的我将与它同入地狱”,当然,这也不是特别重要。二十年以后,西蒙之所以成为西蒙,只因为1967年美国上映了一部电影,名叫《毕业生》,这在四十五年后的今天,人们兴许还记得达斯汀·霍夫曼,那些紊乱的男女关系则已经在记忆中成为一点瑕疵,惟独电影里的几首插曲,成为西蒙至今仍在吟唱的旋律,保罗·西蒙和阿特·加芬克尔,他们唱着“你好黑夜,我的老朋友,我又来与你聊天了,因为那幻觉又无声无息地在我梦里播下种子……他们不发一语却在交流,他们不用聆听却能听到”。
1967年,初降人世的西蒙,或许并没有被那个极度喧嚣的时代所打扰,寂静之声也没有成为拜金主义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深渊,而是磐安山野的天籁之声。保罗·西蒙和阿特·加芬克尔,他们还将吟唱“你正要去斯卡保罗集市吗?那里有欧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代我向那儿的一个人问好,她曾经是我的爱人”,西蒙说,“其实我哪一年出生并不重要。”只是那一年有了这样的旋律,1967年就成了他心目中一个“谜一样的存在”,他把这个年数当作他的音乐之路的起点,然而,他也是最排斥把自己的爱好当作职业的人,菲茨杰拉德曾感叹,“对一个聪明绝顶者的最大考验,莫过于心中同时抱持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而又能正常存活”,西蒙当然是这样,他不早不晚来到这个世界上,仅仅为了聆听音乐,这也是可以的。西蒙说:“当时,我给这个七口之家带来的或许还是一个吃不饱的困难。”
“四十五年过去了,我们重听《寂静之声》,仿佛今天的我们同样置身于六十年代金元至上的美国。”西蒙说。于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如何安抚心灵成了重中之重,物质发展到一个阶段,我们确实在经历一个下坠的过程,钱比什么都重要的时候,钱就获得了魔力。我们反思这个时代的一个起点,首先应该如本雅明说的,“想象出一个更好的世界,在那里万物都摆脱了‘到底有什么用?’这样的拷问。”人们没有信仰?或者,人们不再思考信仰是什么,每天到了晚上,一天就过去了。我们无法再从宗教那里找到什么可以安抚心灵的东西,那么,我们总得做点什么。“通过音乐。”西蒙说,“我找到了一个栖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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