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岭

　　四十分钟，我从岭脚来到了岭头的关楼。关楼是宋时旧物，两面门额不同，朝江西是“南粤雄关”，朝广东则是“岭南第一关”。侧过身来，站在楼门正中，一身便横跨了粤赣。

　　梅岭古道，是穿越南岭，连接长江珠江水系，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一条驿道；自从唐朝名相张九龄请旨修通后，“商旅如云，货物如雨”的盛况延续了一千多年，直到上世纪公路铁路开通才逐渐衰落。

　　在这个倒春寒的上午，残剩的八公里古驿道上，游客只有我一人。关楼东侧搭了座简易茶亭，卖茶之外，也贩售一些客家果脯。店主是位中年妇人，头部应该受过重伤，愈合后的五官扭曲变形。也许是生意萧条，她的脸色也如天气一般阴郁，看起来表情更加怪异，简直有些狰狞。

　　为了表示尊重，我尽量不把目光停留在她的脸上。但即便是这短短几瞥，我就已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寒意。当然，这种寒意并不是来自那位妇人，不过是她的茶亭和愁苦的相貌，令我记起了一则故事，一则同样发生在这座岭上，甚至还可能在同一个位置的故事。

　　北宋初年，大臣卢多逊被贬谪崖州，经过这里时，在岭头的一个小酒馆歇脚。听沽酒老妇的口音不像土著，便问起她的故乡，那老妇人回答：“我本是中原官宦人家，有个儿子被卢多逊挟私贬窜致死。我就搬到这里等着，总有一天，卢多逊也会经过的。”

　　卢多逊闻言脸色大变，仓惶离去。

　　古道上行走过各种各样的面孔。商贾，挑夫，军士，难民，僧侣，文人，当然，还有官员(在文官时代，后两者通常重叠)。我一直认为，对于同一个对象，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比如同样翻越梅岭，商人武士与诗人的心情就可能判若云泥，文人往往需要耗费更大的力气，他们过岭的每一步都迈得迟疑而艰涩。

　　对于文人，梅岭，或者说大庾岭，是整个中国最刻意强调南北差异的山脉，尽管它的海拔不过只有一千来米。

　　在关楼下侧身而立，横跨的不仅只是两省；从两脚间穿过的，还有一条流传了几千年的界线。这条界线甚至对动植物都能够产生效力：据说它是北雁南飞的终点；据说它两侧的气候不同，同样栽梅，南枝花落了，北枝才陆续盛开。

　　这条线其实无迹可寻，尤其是像我这样来时花期已过雁群已回，但文人们还是能敏锐地感觉到它的存在。最好的例子是诗人宋之问，他过岭时写下的几首诗，几乎每首都少不了“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之类的句子。更值得深思的是，他的《度大庾岭》，辟头就是“度岭方辞国”：须知宋之问是一路从长安过来的，直到过岭，去国离家的痛苦才真正爆发——他竟将那条界线，视作了家国的极限，跨越它的难度甚至超过了前面几千里苦旅。

　　在诗的末尾，宋之问写道：“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他用了贾谊被排挤到长沙忧郁而死的典故，意思是，假如能有希望回去，他就心满意足了，绝不敢像贾谊那般怨恨不已。

　　从这些诗句中明显可见宋之问对界线南边的莫大恐惧。但他必须越岭而过，因为与卢多逊一样，宋之问也背负着惩罚。

　　做官的文人过岭，大半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他们都遭到了流放——

　　而帝国最高等级的流放地，都在梅岭的那一边。

　　有人统计过，被贬过岭去的知名官员，仅《宋史》记载的就至少有144名，其中不乏宰相级别的重臣，如卢多逊、寇准、丁谓、李纲、赵鼎、胡铨等等，唐朝也有杨炎、裴度、李德裕等顶级大员；文化名人更是不计其数，唐宋八大家中，有谪贬岭外经历的就占了一半。

　　因此也可以说，梅岭关楼的每次开阖，都有可能是一场全国性政治文化大地震的余波。

　　关楼南侧，紧贴山崖竖了一座碑，风化藓蚀，有了些年头，却空无一字。边上有铭文，说明立碑之意，云此路自古不太平，有猿精掳人妻女，幸得天师镇压，然过往路人仍心有余悸，故立此无字碑，寓意“平安无事”。

　　与梅花一样，梅岭猿精也是一个渊源久远的传说，宋元话本与冯梦龙的《喻世明言》中都有收载。虽然荒诞，但也形象地表达了古人视岭南为蛮荒的心理。而且猿精也不是空穴来风，直到清代，诗人李调元还在笔记中提到梅岭多猿。

　　值得一提的是，他特意说明，梅岭的猿是白猿：“大庾岭有白猿洞，洞多梅树，白猿尝攀挂其上，花与猿皓然莫辩也。行者闻风生，始知为白猿吟啸。”

　　“花与猿皓然莫辩也。”如此说来，梅岭的梅花也多为白梅。对于一个失意的迁客，无疑，冷色调的白梅比红梅更易触发伤感；而猿叫则历来都被认为是断肠之声，用“啼”来形容——

　　白梅，猿啼，还有头顶尖厉的雁唳，梅岭的一切，都在向敏感的文人们营造着凄凉的氛围。此外，对于一个南下的北人，岭南山林间氤氲的潮湿雾气也会令他胆战心惊：那应该就是前人屡屡提到的，杀人于无形的瘴气吧。

　　于是，那道看不见的界线，也在过岭的官员脸上划出了截然相反的表情：南下的凝重悲壮；北上的轻松欣悦。然而，轻松中却蕴涵着无限的辛酸和后怕。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北宋元符四年，在岭南连头带尾过了七年的苏轼，终于获赦北还。正月初三这天，他过梅岭时，为岭上的一位老人写下了这首诗。

　　“南迁几个回？”在肮脏的泥墙上书写那首诗时，苏轼一定会想起爱妾朝云。这个他晚年最贴心的知音和最坚定的崇拜者，在34岁盛年，永远被留在了梅岭之外。她以自己的生命，代替苏轼付出了过岭的代价。

　　然而，对于远居朝廷的很多人而言，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小太温柔了一点。无论怎么看，苏轼都不能算是一个倒霉透顶的人，这令他们相当遗憾。

　　“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佑善人也！”这是那位得到赠诗的老人对苏轼生还的由衷祝贺。他一生都在岭上居住，见过了太多的有去无回，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对于迁客而言，自己脚下这条看似平缓的山脉，南北之间存在着多大的落差——

　　由北到南，无异于被瀑布打下深渊；而从南到北，简直比登天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