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劲涛
为了记住卢文台和三十六堰，这片土地花费了很漫长的时间。
我们对他们的记忆源头在何处？有人说，厚重的石碑和前人的文赋颂歌就列在1900多年的时间轴的两旁，顺着追溯就能找到。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简单。这是发源于高山溪流的民间地方文化，不比庙堂和文苑中成长的“宠儿”，没有史官环绕、学者云集的气象，岁月可以轻巧地风化石碑，抹去文字。因此，想要留住这份记忆，需要一份文化的自觉。
这份自觉来源于一种力量，这力量自然无法从庙堂和文苑中获得，只能来自于发源之地——民间。如旷野中的蒲草，它厚重而坚韧的文化基因，在石碑和文字即将被剥蚀干净的许多时刻，平平静静地为历史修复记忆。
这其中，我们看到了几位知识分子的背影。
明天启2年，公元1622年，秋。这个世纪注定不太平，正如山间倏然刮起的风。杜翔凤端坐于漓渚书院正中，山风没有打搅这位中年人的思绪。这年是他上山创办书院的第一年。
杜翔凤是白沙溪畔酤坊(古方)后杜村人，是宋名臣、吏部尚书杜常之裔孙，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年少即学有所成，擢邑庠生。可“学而优则仕”到此却戛然而止，他给自己取号梅舟老子，如老子求“道”，骑着青牛出关而去，梅舟老子背起书囊上山讲学。
漓渚书院，相传由他创办。漓渚，意为水中的小洲，这像极了那个时代文人的命运。靖难之役的杀伐果决，东林党争的尔虞我诈，内忧外患的民族矛盾，动荡的帝国几乎难容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高山之上的书院，远远的、静静的、悄悄的，躲开了中原的王霸之气，成为那个时代八婺大地的鸿儒们“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的“小洲”。相传众多文人墨客从各地慕名上山，在院间苦槠树下品茗赏竹、苦读四书，吟诗作词，也在这丰满人生的梦想。久而久之，“高儒”就成了村庄的名字。奇妙的是，这里正是卢文台当年最初落脚的地方。
山间又起风了，烛台的火苗渺小却坚定。杜翔凤的目光扫过案牍之上散放着的书稿、诗集、拓碑，这其中就有他的先祖杜常的手书，还有时任茶槽巡检潘自诚、大中大夫杨伯达，以及数十位前人留下的手稿，这些文字都与一件事相关——卢文台修建三十六堰。它们似乎听从了某种力量召唤，渐渐汇聚到了一张案牍上。
“听其散佚，何以示后世乎？”杜翔凤轻轻一问，立即撬动了这片土地悠远的地方文化的底层结构，自从卢文台来到这里，他与三十六堰就以壮观的生命形态锲入了地方文化，但是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如此有力地撬动过它，它已经沉淀许久，久得几乎要被历史遗忘。
伟大的事业,都是从最初的梦想开始的，而奇妙的是，这段记忆的残片正在它的起源之地被慢慢修复。漓渚书院内，杜翔凤把到手的文字重新打理了一遍。在他看来，打理这些深刻的历史文化，不能是对前人记载的已往事件照单全收，而是保有后人对前人的理解、接受、选择、颂扬。《昭利庙志》详实记载了卢文台治水的史实，以及历代学者的诗词文赋，同时也包括前人对山川地理、人文风貌的描述。虽名为“庙志”，实则更像一部地方文化百科全书。
从文字的继承者成为文化的创业者，我对杜翔凤投以特别的尊敬。翻开扉页，他恭敬地写下“梅舟老子”。
时间还没有心思去品咂这本书的厚味，便匆匆赶路去了。
历史是一位令人望而生敬的老者，我们不知道他硕大的头颅内有几多智慧，也说不清他额际密密麻麻的皱纹里藏着多少故事。
清康熙53年，公元1714年，春。“聚叶泼成千点墨,攒花染出几痕霜”。近百年来，漓渚书院旁的洗砚池渐渐染成了墨色，这深邃而沉稳的墨色背后，是书院文化思想的繁荣，而圣贤诗书的渲染，连带楼阁也沾染了清幽从容的韵致。
三月的高山春寒料峭，书院的茶香却早早暖化了枝头的霜。那日的“争鸣”告一段落，乡人虞大仕放下茶碗，从怀中捧出一本古籍以示众人，老去的墨痕让多处字迹不甚清晰，但扉页上“梅舟老子”却光洁圆润、力透纸背。“这是《昭利庙志》，是书院的创办人、明时杜翔凤编纂……”一众人小心拂去虫蛀的渣屑，轻轻捻起泛黄的书页，目光敬重地审视模糊的文字，一段前人的往事被慢慢粘连起来，其中卢文台治水的功绩和历代对其封诰之崇令众人肃然起敬、啧啧称奇。一种无以名状的力量，混合着茶香弥漫开来。
“这本书年代已久，简蠹帛裂，不妨重新编录，让前人的事迹流传下去，如何？”
“我之愿也！”双溪人范世德站起身来。
文化的存在方式是不断积累，虞、范二人稳稳地接过了第二棒。值得一提的是，二人除了将书中损毁之处逐句删补，加入当时地方文人的研究成果之外，还将民间流传已久且日渐趋于怪诞的神话传说进行考证和更正。“正人心而靖浮言”，对于学者来说，知识是力量，而文化良知才是方向。
据说，虞、范二人本打算以木刻版保存此书，但最终未能如愿。不过，这片土地上从不缺乏拥有文化自觉的人。
清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夏。
康乾盛世的喧闹还未完全消散，江南鱼米之乡氤氲稻米的香味。在这期间，卢文台的故事连同《庙志》一起，又一次被塞进了历史的抽屉里，不过总有被人打开的一刻。这一次的地点，是一户普通农家。
这天，里人朱扩量忙完了一天的农活，正拾掇屋子。历史伸出手指轻轻一推，一本旧书落在朱扩量的手里。这是一部手抄本，泛黄的纸页透出一股霉味，边缘微微翘起，细看名为《昭利庙志》，距它上一次与人们的目光相遇，又过去了84年。
要看明白书中的内容，朱扩量想到了一个人，同村学者杨虬。杨虬在乡里开办留耕草堂，耕五谷、读诗书。不知何时起，“耕读传家”的传统，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价值取向，并向历史散发出绵延不绝的温度。
朱、杨二人对书中所载的内容并不陌生，昭利庙由来已久，一直来香火鼎盛，卢文台的传说故事广为流传，前人题咏的诗词也颇多，这些在书中大多都找到印证。令人感慨的是，自杜翔凤编纂成书直至当时已有两百余年，一直以手抄本传世，可谓一脉单传，于时空的尘埃灰烬之间忽隐忽现，而文字没被剥蚀，记忆不曾涣散，实属万幸。
自乾隆年间后期社会经济繁荣，民间印刷业日渐兴盛，尤以江浙一带最为发达，不少书籍甚至字帖、绘画都以刻板锓木的方式印制流传。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后人用时代的进步追赶先祖的脚步。朱、杨将《庙志》付梓刻制，了却了前人的心愿，为这片土地投以一束温暖的目光，使这段历史不至在一片嘈杂中戛然而止。
今天的金华，没有哪条路像330国道这样，足以承载城市的时代记忆。它贯穿南北，翻山过河，人们从这里走出盆地，中国从这里认识金华。“330”是它现在的名字，在90年前，它叫“金永武”。始建于民国21年，即公元1932年的金武永公路，从金华、武义、永康的乡镇集市穿过，结束了三地不通公路的历史。这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道路的筹建者，是金华历史上第一位国际法专家，徐东藩。
民国15年，公元1926年，冬。一袭长衫马褂，围巾顶帽，时任中华民国山东交涉使的徐东藩坐上南下探亲的火车。4年前，他参与了民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的全过程，在谈判桌上从德国人和日本人的血盆大口中夺回了民族的尊严。为民请命和为国赴难，一直以来是知识分子的文化气场。火车吐出滚滚浓烟，远远看去，那个时代就像一团白雾。
回乡省亲的旅途，让徐东藩从纷乱的国际外交风云中暂时抽出身来。是日，恰逢乡里重修《昭利庙志》,徐东藩从族兄手中接过《庙志》，这位曾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深造，并深受西学东渐思想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一直对无根据的迷信和无考证的传说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徐东藩发觉不少关于卢文台的民间传说被好事之徒胡乱附会，荒诞不经几成“齐东野语”。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说出真理，在纷乱的历史碎片中厘清文化的轮廓。因此，这次重修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删其不可信者，存其可信者，以传后世”。
“我们往往习惯以前人的神迹来掩饰后人的努力，仔细想想，这是一种误区。”徐东藩站起身来，就像4年前站在谈判桌前一般从容，“白沙堰哺育了金华、兰溪、汤溪三地数十代人，我们除了颂扬卢文台，更应该感激自己，正是因为一代代人勤劳耕作、谨慎保护、时常修浚，才换来了沃野千里、风调雨顺。”文化的进步是在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萃取、淘汰、继承的过程，这过程更像是成熟的民间文化必须完成的“自我突围”，因为只有经过再选择，文化才能变得厚重而坚韧。
徐东藩从小听着长辈们诉说卢文台“功成身退、为民造福”的故事，这些思想道德教育的“启蒙教材”对他日后的人生影响深远。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徐东藩带全家回到故乡金华定居，自此淡出了政治。数年来，他修桥铺路，捐资助学，把深情的目光投向故园，脚底沾满家乡的泥土。值得一提的是，徐东藩向母校金华一中捐赠一万元大洋设立“东藩奖学金”，专门资助家境贫寒的优秀学生读完大学，这也开创了金华民间助学的先河。
如果说，卢文台修筑了三十六条水利意义上的堤堰，那么，更多具有文化意义的堤堰在“徐东藩们”的身体力行中浑然自成，其数量远超三十六。
看似远山，却是文薮。
惠特曼说，“所谓诗人，就是那种把过去、现在、将来融为一体的人。”知识分子同样如此。一份民间文化的记忆，在无人注意的角落，在含毫命简的书桌，随着一代代知识分子力透纸背的笔迹，渗入这片土地。他们案牍前忽明忽暗的灯火，汇聚成精神光源，而每一个执笔者都知道，文字背后的美丑、气质、性格，会被后人传诵和继承。
“旧泽尚能传柳郡，新亭谁为续柑香?”现在，轮到我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