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天道表示怀疑,甚至倾向于否定。《伯夷列传》集中表现了他的这种认识。他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挚行如此而饿死……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老子》第79章提出的,认为天无所偏袒,但常和善人交好。天是善的,这是一种天善论。司马迁眼见的残酷现实与天善论发生了矛盾,因此怀疑天善论,实即对社会不合理现象表示了怀疑与不满。对孔子学生子夏听人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史记》的部分人物传记中也是否定的。《陈涉世家》写陈涉、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对抗不合理的秦朝统治,改变了“法皆斩”的命运,否定了“死生有命”的说法。陈胜在动员徒属起义时鼓动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的话也否定了“富贵在天”的说法。起义后,陈胜自立为王,他以自己的行动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王侯将相没有种,富贵不是天决定的。
司马迁对一些自认为获罪于天而死的人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如众所周知的在《项羽本纪赞》中批评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在《蒙恬列传赞》中批评蒙恬“阿意兴功,此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这些传记均可说明司马迁否定天命的倾向。但司马迁在另一些人物传记中又承认了天和命运。显著的例子，如《外戚世家序》中说“人能弘道,无如命何……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焉能识乎性命哉！”又如《留侯世家赞》说“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这说明司马迁对于天和命运的认识抱老实的态度,遇到对一些无法解释的人事现象仍归之于天和命。所以《史记》人物传记中,司马迁既有否定天命、又有承认天命或命运两种矛盾的观点。
时势皆偶合，人生当有为
《李将军列传》写汉文帝评李广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这种时机的不同,不是没有了立功封侯的机会。李广的不遇时,实与封建帝王对功臣的不公正态度直接有关。《平津侯主父列传赞》称“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公孙弘正遇上汉武帝招贤良文学之士的时机,他又善投武帝所好,以至升为丞相,封为平津侯。李广的“不遇时”和公孙弘的“遇时”,可见时机对他们人生的重要。但司马迁这两处指出的“时”都含有讽刺意义,很值得玩味。《项羽本纪赞》称项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项羽参加反秦起义与当时陈胜起义的具体情势有关。又如《范雎、蔡泽列传赞》指出“范雎、蔡泽……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范雎、蔡泽二人从“无所遇”到“垂功于天下”,前后“强弱之势”多么的不同。显然,当时秦国的具体情势对范、蔡二人十分有利。“偶合”,即机会。司马迁又强调“偶合”,即范、蔡二人正遇到好机会,这都是他们成功的历史条件。所以司马迁从一些人的实际人生中已经发现,影响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或者说影响命运的好与坏,与社会际遇、时势有密切的关系。但社会际遇、时势还不是决定一个人成功或失败、命运好与坏的唯一条件,而只是历史条件,最终还要人的主观努力。故司马迁对人物命运不取无为态度,而取积极有为态度。
司马迁在《史记》人物传记中写了许多人物,他们敢于向这种命运挑战。这是《史记》人物传记哲理意蕴的精华。《史记》突出地写了敢于向命运挑战的两种人：其一，面对际遇,敢于抓住不放的人。最著名的当推《平原君列传》中的毛遂。当战国时赵国的平原君挑选20个食客出使楚国而尚缺一人时,毛遂自荐,终于脱颖而出。其二,面对挫折,敢于发奋图强的人。《史记》中如伍子胥、虞卿、孙膑、季布、栾布等人,司马迁对这些人物都倾注了同情,给予高度的赞赏并寄寓了自己的身世感慨。司马迁自己曾遭李陵之祸,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但终于战胜自己,以发愤著书,完成《史记》,实现了自我价值。如果把这些人曾遇到的挫折,比喻为不好的命运,那么这些人也正是勇于与命运挑战,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司马迁对那些求长生不死的迷信妄为则取讥刺态度。《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遣齐人方士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事，司马迁对武帝的讥刺可谓已溢于言表了。
从上述影响人的生死、富贵、吉凶祸福的人与天、人与社会际遇、人与自我三种关系看：司马迁对命运或天命作出了一部分解释,但有的仍无法解释。他已发现社会际遇是影响人的命运的重要的历史条件，但他更赞赏有些人能面对际遇敢于抓住不放,面对挫折而敢于发奋图强,即敢于向命运挑战。不取无为而倾向有为,讥刺妄为。这就是司马迁《史记》人物传记中所蕴含的命运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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