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上，应该算是“书香门第”，此说虽然有点勉强，但在我们那个穷乡僻壤，倒也不为过。我爷爷的爷爷，是当地唯一的一名秀才，以致于我的一个堂伯，虽然穷得要死，饭都难以吃饱，但仍然不妨碍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正楷。但是，正像阿Q说的， “一代不如一代”，到我这一代，几乎没人肯读书会读书了，我的七八个堂兄弟，不是木匠杀猪匠，便是焊工机床工吊车司机。这些人从小不爱读书，用他们的话说，“看见书就头疼”，父母们也没对他们抱很大的希望，以为自己的子女反正是个种田胚，“只要认得农药化肥上的字就行了”，女孩子们更加随便，“只要认得自己的名字就行了”。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读书环境下走进一年级那个破破烂烂只有15个学生的教室。母亲给我交了五毛钱学费，我白天上课，下学后便去割草。家里那头大肥猪的吃食也是我的任务。父母没有过多的关心学业，除了问一声“考了几分”外，他们关心得更多的是猪有没有吃饱。那时候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真是太少太少了，大约一百个里面，会有两三个成功的例子。大多数的孩子读完了小学上初中，读完初中去学手艺、去种田、去打工，只有几个特别有读书天赋的人，才能上高中、上大学，一路读上去，最终跳出小山沟，这样的人各村都有几个，往往成为全村父母教育孩子的榜样兼奋斗目标。
我们村子小，之前只有一两人读到过高中毕业，没有楷模可树。村里人便把目光投向亲戚朋友，泰大爷的外甥——我的堂表哥吴文青便是这样被树立为村里几位顽劣少年的榜样兼偶像。
吴文青只比我大两岁，是与我家同宗的淑芳姑姑的大儿，印象中，他总是瘦瘦的、小小的，穿着一条明显短了一截的褪色的蓝布裤，光脚上套着黑灯芯绒做的紧口鞋，有点像中山装式的上衣——低着头，斜背着挎包，急匆匆地从我家门前的大路上走过去。我们村一半都是同宗的，因此他几乎是全村人共同的外甥，路上碰见，总有人亲亲热热地叫一声：“外甥来了！”我记得他总是很轻地应着一声“哎”，眼睛看着脚面，似乎字词儿都掉到泥土里。文青到外婆家来，也不像他的大弟弟文理一样，和村里一伙痞小子村前村后野狗一样撒欢，他基本上呆在家里，或看书、或谈话、或做自己的事情，足不出户，这正符合古书与戏台上一个谦恭、温和的读书郎的形象。文青的功课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村里人也说不清，各人描述的也都不一样，有时候还互相冲突。但常常有学校的各种好消息传到村里来却是事实：文青考了第一啦，文青得了三好学生奖了，文青上高中了，文青上大学了，等等等等。不过到后来，他的光芒又被他的小弟弟文传夺了去，这是后话。总之，那时候，吴家两兄弟是两轮光明夺目的太阳，高高地挂在我们村这一群放牛割草掏鸟窝偷桃子的黄毛小子头顶。父母们要教训小孩，恨铁不成钢的，说：去看看文青文传，他们的一点点屑捡不捡得来！有急火攻心咬牙切齿的：你这个猢狲，我看你给吴文青揩屁股都不够格！
我那时在学校里因为受到各种排挤，因此横下心来，发奋读书，成绩倒也不错，因为人少，每每考试，不是第一便是第二，在全班十五个人当中，也算佼佼者。我妈见我是块可造之材，便全力敦促我读书。她敦促的方法便是拿我和吴文青比较——我好像只比他低了一个年级。她总是有意无意地当着我的面说：淑芳的儿子呐，真会读书！他爷娘可要享福了！有时又说：我们家的人要是有文青一半会读书，我就满足了。有时我考了一个好成绩，蹦蹦跳跳地回来告诉她，她轻描淡写地“嗯”了一声，说：“不错！文青呐，淑芳说他考了全校第一！”
哼！全校第一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第一有什么了不起！我心里虽然这么想，但不服气还不行，文青真的是一块读书的料，他的成绩永远这么好，学习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件非常轻松愉快的事。有时候我看见他瘦瘦的影子从大路上飘过来飘过去，心里想：他真的要比我聪明很多吗？他有没有烦恼？有没有危机感？有没有解不开的题？有没有怎么也啃不下的英语词汇？有没有濒临崩溃的物理课？有没有力学老师那辆可恨之至的推过来推过去的小车？有没有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的数学题？
我上了高中后，住校，后到外地读书，文青的名字渐渐地从我耳边淡下去。参加工作后，好歹也成了“国家干部”，我妈似乎觉得我和文青相比，其实差距也不大，加上此时文青去上大学，不再有各种消息传来，她再也不会老是拿文青来教育我了。我一直不知道，那个腼腆的、羞涩的少年，他会走到哪里去，他会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他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我倒是愿意不去想他，永远在心里保存着一个记忆，或者说一个美好的希望。
过了二十多年，我再次得到了文青的消息并在匆忙之中见了一面。其实这么多年，文青就住在离我一里路不到的地方，而我与他的单位，也经常打着交道。说不定以往在菜场、在公园、在商店，我们都曾擦肩而过，但我却没有认出他来。我发现文青和记忆中的样子已不太像了，他发了一点点福，握手时是绵软而温暖的，成熟稳重，彬彬有礼，标准的成功男人。我已经猜到会是这样子，毕竟我也是满面皱纹，而文青，也会一天一天长大一天一天成熟啊，不可能永远都是我心目中那个羞涩的、温和的美好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