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若水

　　人类很早就对水产生了认识，并从哲学的角度进行阐释。希尔贝克的《西方哲学史》中所讲的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即声称“万物是水”———哲学就从水开始。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或根基，万物生于水而归于水，水是不变的本体。而赫拉克利特则认为世界万物是由火产生，勾画了“火—水—土”的下降运动，和“土—水—火”的上升运动。水居其中，是火运动与变化的核心要素。他相信一切皆流，万物皆变，并以水为喻：“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因为河水长流，再入水时，已非前水。而恩培多克勒的《论自然》则将水视为生化万物的四根之一，“从这些元素(火水土气)中生出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事物”。

　　中国古代的人们同样对世界的本原有着好奇和探究，他们认为水、火、木、金、土是构成万物的元素。《尚书·洪范》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排在了五行的第一位，之所以排第一，是因为它是从无到有，最精微。随后才分别是，火渐渐明示为二，木变通充实为三，金固为形体为四，土质地广阔为五。这五行，前四位分别是北南东西四方，土为中央。方位中，水在北方，北方为寒，为初，天一生水，它是生命之源。战国时代则对水的本源地位和滋养作用有了更明晰的表达，产生了“五行相生相胜”的理论，“水生木”“水胜火”，说明水对树木等生物有滋生促进作用，对火等则有克制作用。古人将自己生活之处的自然条件称作“水土”，《左传·僖公十五年》说：“古者大事必乘其产，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人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水的重要性，将之作为生活下去的最基本的因素。《孟子·尽心上》说：“民非水火不生活。”强调了水与火的地位。水的作用在《周易》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这部中国的“宇宙论”将水描述为天地生命变化的根由———《说卦》：“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而能变化，既成万物也。”《黄帝内经》也持同一观点：“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是天地交合的结果———《周易》中说，水为坎，坎是陷，是坑，天下降地陷为坑，有坑就有了水。水生在最寒处，乃积阴之寒气拥抢天之阳气隔成，北方是冬天，水是质本洁的“太阴之精”。水的象形是三道弯曲，像屈水并流，中间的实代表阳，两边的虚代表阴，是阳陷阴中，刚在中，柔在外，阳动阴中而流。阳动阴吟，流水不止，所以坎是劳卦。

　　由此可见，人和万物的生命源泉是水，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发展也是由水引发深入的。人和万物凭借水而生存，人类围绕着“水”进行哲学思考，领悟到生生不息的生命规律。

　　当下我们所能使用的对水的赞美，其一来自荀子，其二来自文子，其三来自西汉韩婴。荀子是战国时赵国人，他记载：子贡有一天见孔子凝望东流之水，子贡问曰：“君子见大小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子贡问：君子见大水，需要这样观望吗？孔子就感叹说，水将自己全部给予诸生而无为，似德；委屈自己顺循其理而流向卑下，似义；浩浩荡荡不倦不息，似有道；延展而不惧万仞之谷，似勇；能自宰一切又有端平的气量，似法；保持节操盈而虚之，似正；柔弱通达到最细微处，似察；洁身来去不沾污垢，似善；自发源义无反顾必往东流，似志；君子因此见大水必望矣。)即有道德的君子见水都爱莫能舍。

　　文子是老子的弟子，他认为，水是天下最柔弱者，但它广不可极，深不可测，任每日消耗减益而不怨，上天为雨露，下地为润泽，使万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它以柔弱之身长流而绝不靡散，以微波击穿金石，强行天下；有余不足而任天下索取，禀受万物而无所先后；无私无公，与天地洪同。他认为，水之德就成于柔弱润滑，在“无有入无间”，才能“以天下之柔，弛骋天下之坚”。

　　韩婴则在他的《韩诗外传》中解释了为什么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他说，水缘理而流，不弃支流随行，似有智者；持重而谦下，似有礼者；蹈深又不疑，似有勇者；为自净而清涤，似知命者；历险致远，似有德者。他说，水知己，知足，知遇，知觉，群物由此以生，万事由此以平，知者才以它为镜。知者为何以它为镜呢？东汉郑玄说，是自役得其志，故乐。自役是自甘劳役，理解得最精道。

　　此乃哲人概括，而水之神奥，确实是百川归纳，一路向东，劈山越野，直驰大海为止。水之流字，按《尔雅》解释，是求与择。按五行方位，东方为木，为春，正是它朝向的方向。它一路趋下，为贯通汇聚众多小水；小水变大水，为保证以后趋前，有足够能量能劈开大山，东流入海。

　　水首先是一种柔弱之物，它不呈坚强，但长久的韧性却使它具有滴水石穿之效，坚强的石头反为柔弱的水所战胜。老子由此认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并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贵柔论。老子进一步将这种观点提升到人生的高度，指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将坚守柔弱视为人们谋取生存的有效方式。主张柔弱处世的老子，始终认为“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他的贵柔守弱，本质上是一种乐观、豁达、蔑视强大而不失自信的处世理念。

　　水追求下位而安于卑贱，不与物争。所以不会引起纷争和失败；同时又善待万物，促成万物生长，因而深得众物喜爱。老子由此悟出了一条重要的处世原则：要卑谦，要忍让，要善处下位，尽量助益他人，以消弥纷争，避免失败，赢得人心。老子从善利万物的水性引申出了宽厚的为人之道，他主张：“善者，吾善之；吾亦善之，德善矣！”即对那些与自己友好的和不友好的人，都以善意对待，以此成就德性和功业。这就是水般的处世方式。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叙述薛宝钗处世平和、内敛、宽厚，说她“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又说她“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这一情况客观上印证了老子处世方式的有效性。

　　老子按照效法自然的思路，将他的处世原则作了概括：“吾有三宝，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在他看来，人生的路途艰难崎岖，世事难料，但一个人只要持有如水那样慈善利物、俭朴单纯、守弱不争的三件法宝，就一定能柔而致胜，体会到人生的达观和舒美。

　　远离庙堂的老子在思想深处并没有放弃对社会政治的思考，他从水性的自然平和中反观到了当时现实政治的弊端。据说，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无可救药时，出来“拨乱反正”的都是道家人物(南怀瑾《老子杂谈》)。水的本性是求平，求平是自然天道。老子认为，自然天道就像拉弓一样，“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即所谓“损有余而补不足”，而当时社会恰好相反，表现为“损不足而奉有余”，这正是一种公平的缺失。为此，老子主张为政者要以宽厚包容的心态来实施公平之政，提出“容乃公，公乃王”，认为为政者效法水性，追求公平，自然会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老子从对水的观察中体会出了一种高妙而有效的治国之道。比如，百川和大海都是水聚而成，但为什么百川奔海，海纳百川？老子认为，那是因为大海处在百川的下位，“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据此，老子认为，为政者要想人心归顺，就一定要甘处下位，在民众面前应该言语卑谦、利益置后，所谓“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后之”，由此使“天下乐推而不厌”，造成百川归海、万民追随的安宁局面。水促成万物的生长，但它对于万物“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才是最高的德性。在老子看来，政府管理者就应该像水利万物那样治国理民，对于苍生，生成利益而不占有，支持发展而不矜恃，促成生长而不主宰。人们得益受利，反而不知道施与者的存在，他认为这才是为政的最高境界。所谓“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和卑贱处下的态度治世理民，正是践行了自然水性体现出的天道规律。亦即为官之道当以水为镜，修为政之德，盈科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