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越来越少
一栋昏暗破败的出租屋，83岁的刘增虎拄着拐杖，右腿大面积溃烂露出胫骨。无人陪伴，没有言语，老人只是沉默地直视镜头，秽浊的双眼满是无助与悲伤，泪水抑制不住溢出……这是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拍摄的炭疽受害者纪录片，观者无不动容。“2013年6月29日，在拍摄纪录片一个多月后，老人去世，这是他留下的最后影音资料。”黑色底版上，片尾字幕如是写道。
长期以来，国内对细菌战受害情况始终没有全面的调查，这段历史的记忆修补主要依靠民间志愿者、大学生，以及所剩无多的受害者。2006年，中央统一部署，在全国多个省市开展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研究，细菌战首次进入官方档案调查。
然而，细菌战受害者大多是农民，他们本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沉默的一个群体。多年过去，老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记忆衰退、听力丧失，无情岁月侵蚀着他们诉说历史的能力，这场浩劫尚未清晰，就被彻底埋葬。
对参与调查的大学生志愿者来说，回访和核实的困难超出想象，有些老人已经病逝，记忆再难修补和追寻；有些曾能清晰报出有相似“烂脚”症状的村民名字，现在就算贴着耳朵大声询问，也只能简单回答两句。
“‘烂脚村’的事实非常重要，因为它最终证实日本确实针对中国军队和平民，有意撒播生物剂作为武器。它还表明，这种撒播不是简单的控制范围内的‘田野实验’，还是一种以一个省的人口为目标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在《侵华日军浙赣细菌战炭疽、鼻疽攻击受害地调查报告》中，马丁·弗曼斯基写道。但面对幸存者日益减少的现状，调查之路也日益艰辛。
对幸存者的救助迫在眉睫
2013年4月14日，《新民晚报》刊登长篇通讯《抚触七十年未愈的伤口》，实录浙江、山东两地大学生志愿调查日军细菌战历史，在引发对日军细菌战罪行关注的同时，也为“烂脚老人”的救助打开缺口：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启动“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救助基金”，向幸存者捐款赠物；上海、浙江、广州药企先后联系《新民晚报》，希望以发放药品、消毒剂等方式关怀和帮助受害老人。
今年6月下旬，郭春生第四次来到丽水，这也是他所代表的深圳安多福消毒高科技有限公司第十次为“烂脚老人”无偿捐赠药剂。“从报纸上获悉王选与细菌战调查后，太震惊了！烂脚照片让人不忍直视。作为专攻抗菌产品的企业，我们觉得有责任向这些受害者伸出援手。”郭春生回忆，去年5月，安多福辗转找到王选和丽水细菌战调查会的志愿者，向当地“烂脚老人”寄出了第一批药品。一个月后，好消息传来：受助老人的伤口均有不同程度好转！
于是安多福决定，在丽水市莲都区率先试点，为11名“烂脚老人”提供长期免费救助。一年过去，90岁的龚春兰、79岁的周德全等轻伤者已经痊愈，伤势最严重的傅君华则正在好转，最新发现的“烂脚老人”冯欢喜也在今年6月中旬用上了药剂。
“以前，每次调查都特别压抑。特别是大学生，看着老人的痛楚无能为力。如果能治好老人，总算放下心头大石，安多福是把我们也救了。”王选欣慰地说，有两名受治老人几乎是跑着赶来，满面笑容，展示着已经痊愈的腿。
“烂脚病”的蔓延，在衢州和金华分布更广、人数更多，丽水其实并不算典型，安多福等企业提供救助时却选择了丽水，“因为，就这里有成熟的民间志愿者队伍！”从事细菌战受害者调查20余年，王选坦言很多重灾区“烂脚”病例长期空白，只有“面”没有“点”，“如果没有地方志愿者，就算有了药，发给谁？谁来发？”
另一个问题就是卫生护理，郭春生在现场看到，很多患病老人腿上几乎看不到药膏痕迹，却见破烂的白色纸屑和黄色布条。农村卫生观念差，“烂脚老人”孤独寡居无人照料，用药难免不规范：一天两次变两天一次，加上缺少棉签绷带，有时用烂布一裹就下地干活。“这种护理，放到正规医院简直开玩笑，怎么能这样整？”郭春生苦笑，在北京301等医院，安多福抗菌凝胶的使用都要先清创，然后消毒创面，杀死导致肌肉组织腐败的细菌，再敷上厚厚一层药膏，这样才有利于伤口愈合。
郭春生和志愿者也曾找过村镇卫生院，希望他们定期上门，为老人检查和换药，但对方多以“没有政策”“要卫生局批准”等理由拒绝。回深圳后，他请公司专门绘制简明易懂的大幅彩图随药分发到户，向老人介绍用药步骤。
好了烂，烂了又好，断不了根，炭疽毒菌芽孢无比顽固，能够存活70至120年，抗生素、生肌药等使用不久都出现耐药性。郭春生说：“我保证药不会断，但缺少纱布等基本的医疗用品，也缺少懂一些基本医疗知识的年轻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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