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想

　　指尖的艺术吴潮宏摄

　　铁店窑遗址(局部)卓德强摄

　　新安沉船中出土的部分铁店窑(图片选自《八婺古韵》)

　　新安沉船示意图(图片选自《八婺古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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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瓷器，汉语中一个极具质感和光泽度的名词。它携带着大自然的体温，带给人一种肌体上的亲切，它不是以宏大来征服人，却以细腻来亲近人。

　　金华历史上曾因这里出产的婺州窑而出名。它的华丽以质朴呈现，与婺州温婉柔和的丘陵景致相吻合。这里的窑火在汉代的某一个夜晚被点燃，穿越魏晋唐宋元明，一千多年间，像植物一样分叶、繁殖，起伏的丘陵深处，浓浓地吸纳了无度量的才情。

　　关于婺州窑的记载，今天的人们翻遍典籍史册也只能找到一句话——唐代陆羽著《茶经》如是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

　　一句话，承载起我们对于婺州窑的所有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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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冬，韩国光州木浦市的古玩黑市圈里，一个消息不胫而走——几个“渔民”正在为一批难得一见的古代瓷器寻找买家。不过，他们最终等到的是冰冷的手铐。

　　光州木浦市警察局公署大院的后侧，是一排老式的二层办公楼。一楼是审讯室，刺眼的灯光映出6张局促不安的脸。二楼是证物室，整齐地码放着100多件精美完整、造型各异的瓷器。

　　铁证如山，人赃并获，审讯很快就有了突破性进展。他们是一批专门从事渔业捕捞的潜水员，几个月前，从当地渔民口中得到线索，在一片名叫新安的海域内，打捞出这批瓷器。在当地，渔民捞上几件破碎的古代瓷器的事时有发生，但是如此大批量且完整度极高的瓷器集中出现，却是第一次。审讯的警官隐隐觉得这件事并不简单。

　　果然，为首的犯罪嫌疑人接下来的话让在场的人们惊讶不已——“海底，还有……一艘沉船。”他不会想到，这句沉默半晌后的嗫嚅，会在不久之后的中、日、韩三国文物界引发澎湃的回响，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的案头上，又多了一个足以耗尽终生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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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安海域，当地人称为“雾窟”。由秋入冬，海面总会笼罩在浓厚的雾气中。

　　1976年秋天，韩国考古队在当初那六个渔业潜水员下水位置的海底，找到了那艘沉船并打捞出水。数枚刻有“至大通宝”字样的铜钱让考古队很快作出判断——这是一艘中国元代时期的商船。虽然经过六百年的海水浸泡，处处已显出苍老，但风骨犹存。随着发掘和清理工作的深入，两万多件青瓷与白瓷，数以百万计的钱币和两千多件金属制品、石制品、名贵木制品刺激着人们逐渐放大的眼眸。这就是当年被称为划时代发现的“新安沉船”事件。

　　不久之后，韩国的考古学家在鉴别古瓷器时犯了难。沉船中的青瓷大部分出自龙泉，白瓷和青白瓷一多半来自景德镇。在青和白之间，还有144件类似钧窑的变釉瓷器。它们泛着大海般的幽蓝色，釉彩尚浓，颜色未散，显得深邃、透亮、平和，仿佛宋元时期的阳光味道还存留在上面。它们多以花盆、水盘、壶形水注为主，抛弃了繁复和累赘的装饰，将朴素之美与匠人的智慧结合得天衣无缝。可是——

　　它们来自何处？

　　它们产自哪个窑口？

　　它们属于哪个年代？

　　韩国人无可奈何，只能权且命名为“钧釉系瓷器”而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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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中国的古瓷问题，自然得由中国人来完成。

　　木浦是韩国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木浦市国立海洋遗物展览馆坐落在海边一角，是韩国唯一的国立海洋博物馆，新安沉船中发现的大部分文物被安放此处。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著名的古瓷学家冯先铭先生专程到此。他沿着光洁的木板楼梯，站定在144件“钧釉系瓷器”的展柜前。冯先铭先生久久审视、思忖，他断定它们“绝非钧窑”，可一时又难以判断确切产地。泛蓝的釉色在他的脑海里长驱直入，与过往的经验和结论激烈碰撞。突然，一段似曾相识的鲜活记忆浮现出来——1978年，在浙江金华白沙溪边的一处古窑址上，他曾拾起过一块釉色和工艺都极为相似的残片。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还有一束目光也投向白沙溪。在金华醋坊岭行署大院的一栋简易的办公楼里，昏黄的灯光衬出一个瘦小的身影和一张偌大的书桌，案头上满是厚厚的古籍和散放的瓷片。这位50余岁的学者不是伏在案头奋笔疾书，便是穿梭于各个考古挖掘现场，他是时任金华地区文管会主任、著名考古学家贡昌。自新安沉船事件后，他就在浩如烟海的古籍和连绵起伏的南山中搜寻金华人渐渐遗忘的古老工艺。不久，贡昌发表的《略论南朝鲜新安沉船出土“钧窑系”瓷器的窑口》引起轰动。

　　两位学者几乎在同一时期喃喃同一个地名——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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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缘分都已就绪，只待“瓜熟蒂落”。

　　1983年，冯先铭从韩国木浦市返回不久，“钧釉系瓷器”在他脑海中时常出现。正在此时，传来一个消息——金华铁店窑址发现大量仿钧釉瓷器。发来这个消息的，正是贡昌。

　　很快，两双触摸过无数古瓷的手握在一起。他们马不停蹄地奔赴发掘现场。铁店窑址位于琅琊镇三里开外的铁店村，这片土地简直是为瓷器而生的——

　　坡度舒缓的丘陵极适宜安放龙窑，土壤含铁量丰富，足以满足工匠挑剔的目光。周边树木众多可提供充足的柴薪，一箭之外的白沙溪，在以水运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为产品的远销提供了极为优渥的航运便利。天时地利均已完备，只待“人和”加入，而人们没有辜负自然的馈赠。今天的考古发现，铁店村方圆不到十平方公里的丘陵之上，竟有数十处古窑址。

　　冯先铭拾起一块残片，“钧釉系瓷器”的种种特征被一一指认。它的品质是婺州的瓷土和匠人赋予的，与生俱来携带着婺州窑的胎记，即使成为碎片，也清晰可辨，就像肤色一样存在并且血脉相传。这次发掘出的铁店窑文物以烧钧釉为主,以盌(通碗)的产量最多，三足炉、瓶、壶、灯盏、高足杯等器具有典型的元代特征,曲口小盌造型竟与新安沉船所出的完全相同。两束最早投向铁店窑的目光在这一刻相遇，欣喜和欣慰，这两样东西，在他们彼时的眼神里一样也不会缺下。

　　最终，这批寄名篱下的瓷器“认祖归宗”，于历史海洋里尘封多年的婺州窑，终于在它最初发芽、分叶、散枝的土地上，重新展开轮廓。

　　或许，这就是“茶经”一词中“经”的意义。它是一个可以回溯的原点，一个内心的坐标，它让文化和艺术走了千里万里，都不会忘记出发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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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陶瓷史》上记载着这样一桩历史——浙江是中国成熟瓷器的发祥地之一，而作为浙江青瓷的代表之一的婺州窑，走过了自汉代到明朝1800多年的发展历程。它在西汉时期开始出现，于东汉逐渐成熟，到唐宋时期趋于鼎盛。

　　婺州窑主要烧制民用瓷器，大量生产人民日常所需的碗、盆、罐、壶等。今天的研究发现，在东汉至两晋时期，主要烧制盘口壶、熏炉、烛台、水盂等，也不乏火盆、堆塑罐等民用器物。唐宋时期造型和设计有了较大改变，出产的多角瓶、蟠龙瓶等，形制优美极具辨识度。特别是自唐代成功创烧乳浊釉窑变瓷工艺，比北方钧窑早了100多年，而铁店窑所用的两次上釉、一次烧制的工艺，在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

　　宋、元时期，婺州窑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今天的许多专家研究后认为，当时婺州窑的出口路线是从婺江起航，经兰江、钱塘江到达杭州和宁波的码头，然后起航运往中国北方城市或世界各地。韩国新安海域打捞出来的那艘沉船，就是从宁波港驶发。

　　时至今日，金华已发掘古代窑址600多处，数量之多，生产年代之长，在中国瓷器生产史上并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是，铁店窑址在1989年被列为浙江省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在2001年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遍数全国数以万计的瓷窑遗址，列入其中的仅有22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