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还是金华县罗埠公社电影队的一名放映员,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放了一场只有两位观众的电影———虽然那两位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观众,然而那场电影却让我感动了几十年。
不过这件事还得从我当老师说起,当时,我是我们村———金华县罗埠公社上章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临放寒假前一天下午,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你下个学期不用来上课了。我顿时一呆,脑子里飞速过滤一遍,因当时刚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影子中走出来,农村师资特别匮乏,只有高小毕业的我,任课教的也是高小,竟然还兼教初一年级的语文,每周24节课。尽管我很拚命,毕竟没一点教学方法可言,再加上那时我一个学期总有几次参加创作会议,教书的的确确是“脱零拉落”的。莫非这次要整顿,我的“民办”要出脱了?
正呆着,校长说,是区里通知,安排你到公社电影队放电影。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当时放电影是相当吃香的,一些干部子女都想干这个行当,怎么会落到我的头上?后来才知道,上面重视文艺宣传,是领导看中我会编快板、写道情。
说起公社电影队,其实就是徐建荣和我两个人,徐建荣是队长,放电影兼修机器,我是创作宣传兼放电影。我到电影队上班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不会骑自行车,金华地区上千个农村放映员中,我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一个不会骑自行车的人。在农村放电影不会骑自行车,实在是不可想象。尽管之前我当民办教师时,也学过几次,然而因为个子太矮,每次总是一骑就跌,不是跌得鼻青脸肿,就是跌得两个膝盖皮肉模糊,血迹斑斑,如此三番两次,均以失败告终,之后便作罢了。怎么办?只好步行。还好,没走几天路,出门总会见到喜欢骑车捎带我一段路的人。行在路上,两边干活的社员看到我就会大声问:“今天晚上什么地方放?什么片?”我大声回答:“在××大队放,《战上海》!”于是乎,人群一阵雀跃:“战斗片,去看去看!”往往是一路有人问一路回答。你看看,电影吃香,连带我这个放电影的也吃香呐。
那时候放电影很注重“映前宣传”,内容是配合中心工作,我编段快板,在电影放映前自己唱(也有别的电影队来拿去唱的,有个叫郑土华的唱得特好,而且他也会编),我坐在放映机后面,话筒一开,手里拿块竹片或小石块、小瓦片,轻轻敲着桌子打节奏,“笃、笃、笃”就唱开了,什么麦田管理的《麦头和根头》、计划生育的《骆大汉》、土法治虫的《群众治虫力量了不起》、婚姻新风的《张小鬼和李月梅》。“张小鬼、李月梅,两人年龄又相配,脾气又搭对,日里铲麦铲油菜,夜里丁零当啷打老K,亲亲热热谈恋爱……”就用我们当地的方言土语,常常听得大家哈哈大笑。就这样,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放过来,一个村一个村地唱过去,不到半年,连老太婆、大姑娘、小孩子都认识我了。走在罗埠街上还是走到哪个村子里,跟我打招呼的可多啦!我几乎成了当地妇孺皆知的人。那时,我心里甜蜜蜜的,放电影比教书快活多了,一篇快板编起来可以唱它十天半个月,比在学校天天改作业轻松舒服得多。就这样我开开心心放电影,开开心心编快板,开开心心唱快板。
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文化生活还相当贫乏,看电影是老百姓最大的文化享受,尽管是露天场地,每次一个村子放电影,邻村的人都会赶来看,有些人还时常有成群结队地到几里甚至十几里外的村子去看电影。碰到特别好看的影片,有的村民甲村看过到乙村,乙村看了到丙村,丙村看过到丁村……走马灯一样,哪里放就赶到哪里,只要有电影看,根本不怕累,当时有几位村民,一部电影赶前赶后看了十多遍,现在的人可能都无法想象。
且说那天我被人捎带到离放映点那个村仅半里地的路口,我背着片箱拐了个弯,往村里走,走没几步,一抬头,呀,面前不远一辆自行车停着,车旁站着的是个穿红衣服的少女,我走到她面前正想绕开时,她却把车子一横,说:“别走,我等你多时了,上来吧!还有好一段路呢。”
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好意思让个姑娘带呢?谁知,她见我犹豫不决的样子,一脸不高兴:“怎么,怕我把你摔了?”
没办法,我只好乖乖地上了后座,一路的不自在。快到放映场地,她突然问我:“好不好先到我家放一下?几分钟也行。”
见我呆着,忙改口说:“不是去放电影……”
“是去试片,我知道每次放新片时都要试片的。”
“到你家试片?”我回过神来。
“我奶奶不能坐也不能站,她已经83岁了,这些年只在家里听过电影……”
这下我明白了,这姑娘等我,带我,原来是想让她的残疾奶奶真正“看一看”电影啊,多孝顺的女孩子啊!我一看时间还早,决定成全她,在她家的两间又低又小的旧房子里,我架好放映机,倒好片,把她家后墙当作银幕,没等我准备好,她早已开心地摆好躺椅,从内室背出奶奶,让她躺好,老人朝我笑了笑,脸上的皱纹像一朵盛开的菊花。
随着我两手指头的一揿一松,“嗒嗒嗒……”轻轻的节奏响起,电影开始了。这是一场非比寻常的放映,姑娘乐呵呵地笑着,老人眼里噙着激动的泪水。我看着这仅有的两位观众,心里也感到了从所未有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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