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介绍，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为0.47，已远超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并逐年攀升。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
　　冰冷的数据一再证实了贫富日益悬殊的残酷现实，但社会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仍然剪不断理还乱。剪不断的是权钱之间的紧密联系，社会资源处在高度垄断之中，理还乱的是制度性的贫富不均，造成了权力的多寡不公，进而使得既得利益集团成为国民财富重新分配的改革的最大障碍。易言之，贫富悬殊问题，根在制度性不公和权力及权利不公。
　　比如遏阻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方面，制度监管往往是缺位的。而公权部门在权利的维持上，也存在欺善怕恶，造成“弱者更弱，强者更强”的权力和权利分配格局，因而分配差距呈现“穷降富升”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日益拉大，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少数人有较多的机会分享多数的社会财富，形成所谓的“既得利益群体”，而处于低位的多数人则刚好相反，同时形成所谓的“被剥夺群体”。那些既得利益群体利用手上的权力和经济财富，将利益分配等级制度和掠夺社会财富的方式合法化，进而封闭阶层的流动，以维持和巩固利益最大化的格局。而且，贫富悬殊也会出现代际传递现象，这也就使得不同的收入阶层逐渐断裂化、结构化。有人认为，国家必须弱化权力在分配格局中的作用，合理调整各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才能降低社会矛盾“燃点”，实现和谐与稳定。这显然点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但是，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注意。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逸在 《社会暴力的蔓延与消解》一文中指出：“贫富是一回事，而富人对穷人的态度，是否以礼相待与之融洽，是另一回事。真正激怒底层使之暴躁动荡的，与其说是前者，毋宁说是后者。”
　　不妨举两个例子说明之。一例是北京“抢房女”英子。富人抢经适房住，还“炫富嘲贫”的现象，为富人阶层与底层民众的紧张状态“火上浇油”。此时富人的形象不仅受到损害，而且强悍的弱势者可能会以暴力作为泄愤的出口，或成为非理性获取资源的手段。由此引出第二个例子：26名农民工向开发商讨薪被打，在郑州闹市集体乞讨，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底层动荡不安的苗头。
　　很明显，以上两个例子也在提醒我们要解决贫富问题，一要通过制度实现改革成果全社会共享，关注和扶助处于弱势的贫困群体，缩小贫富差距；二要疏通向上层流动的机制，努力壮大和扶植一个中等阶层；三要为各种利益集团确立明确表达意见的合法渠道，建立一种良性的沟通和互动关系。有时候，贫富差距和社会容忍的“红线”，仅一层窗户纸之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