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潮》旧址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前夕，国民党浙江省党、政、军机关从杭州迁往金华与永康方岩。大批抗战青年和进步文化人士多数是中共党员，从上海、杭州、无锡、嘉兴等地，沿浙赣铁路撤退到金华。古老的金华，变成了浙江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黄绍竑接受了第一次主政浙江受制于CC派的教训，很想办一个舆论工具为他呐喊鼓吹。此时，曾任《东南日报》主笔的严北溟正在金华。黄派省府委员贺扬灵去做说客，拉严北溟加入。经过黄、严的直接接触，决定由省府出钱、由严物色人才创办《浙江潮》，严北溟出任《浙江潮》主编。“大革命”时期，严北溟在湖南长沙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不改初衷，不论环境如何，不论办什么事，他总要处处争取中共组织的联系与领导。严北溟负责创办《浙江潮》后，积极争取中共组织的领导。

　　《浙江潮》创刊前后。严北溟找到中共党员、全国著名学者杜国庠。当时，杜国庠正率领一个战地服务团驻金华斗鸡巷4号。这个团中的林默涵、王亚平、何家槐、石凌鹤、孙慎、麦新、汪新民等等都是中共党员著名作家与文化人士。首先，大家把《浙江潮》刊址选在酒坊巷34号。接着，动手为《浙江潮》创刊号撰写文章，特别帮助严撰好创刊辞《潮头语》，揭示了《浙江潮》的任务是：“激发民族意识，发动全民抗战。”创刊辞中指出：《浙江潮》将以奔腾澎湃的雄姿、排山倒海的气势，推动浙江三千万民众踊跃参加抗日自卫，争取最后胜利，它象征着这一伟大的抗战狂潮的到来。创刊号出版于1938年2月24日，20页，约4万字。

　　《浙江潮》创办时印刷很困难。当时，金华全城不到两万人，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印刷厂只有规模较小的《东南日报》和《正报》两家。在印报之余，对外承接印刷业务，都受CC派控制，对进步刊物视为虎狼，不肯承印。

　　《浙江潮》创刊号编好后，在金华找不到承印的地方，严北溟只好携带稿件，不辞辛苦地赶到温州去印刷。通过介绍，温州地下党领导的战时青年服务团对《浙江潮》印刷非常重视，大力支持，马上推荐中共党员郑洪范等协助严编排、校对、印刷、装订、发行。郑洪范在印刷《浙江潮》工作中，成为严北溟的得力助手，日后成为《浙江潮》的第二负责人。

　　《浙江潮》在温州印了6期，由于金华到温州交通不便，来回最快也要两天，编辑工作非常紧张。在郑洪范的活动下，从第7期到44期转到丽水浙东印刷厂。第45期起迁回金华印刷。

　　1938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在金华成立了以骆耕漠为书记，邵荃麟、葛琴为委员的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省文委委托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中共金衢特委书记汪光焕领导《浙江潮》，并先后派10余名中共党员为编辑，并建立了中共《浙江潮》支部，书记翟毅，委员先后有刘异云、王平夷、郑洪范。这样，除主编严北溟外都是党员。

　　1939年春，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亲临金华视察浙江抗战，在接见骆耕漠、邵荃麟和严北溟等时，告诫他们不要把《东南战线》、《浙江潮》办得太红，要讲究宣传策略，要注意隐蔽斗争。

　　1940年春，中共中央东南局决定在省文委的基础上，在金华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南文委”)，书记邵荃麟，夏征农、钱俊瑞、冯定等为委员。东南文委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领导好《浙江潮》、《浙江妇女》等抗战刊物。

　　1940年夏天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加紧推行“反共、防共、溶共”的政策，金华抗战形势恶化。邵荃麟、葛琴奉命离开金华去闽；翟毅等五六位中共党员先后离开《浙江潮》，党支部也不存在了，转为个别单线联系。

　　尽管如此，郑洪范等党员编辑，始终千方百计地保持《浙江潮》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团结的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