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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初接触到论语，还是在九岁那年的夏天。我提着箩筐和镰刀去割草，结果在颇为茂盛的草丛中发现了一本破旧的小人书，纸张泛黄，污渍斑斑，封面和封底全没有了，幸好里面的内容还算整齐。我那时已读了二年级，上面的字大多认识，不认识的连蒙带估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大意是讲一个叫孔老二的地主，从小就过着剥削阶级的生活，好吃懒做，看不起劳动人民，长大以后，又大力鼓吹忠君思想，愚弄老百姓，教人民麻木、安分、维持现状，不要造封建统治阶级的反。我翻了一遍，就没了兴趣。那时最喜欢看的书是地道战、地雷战、渡江侦察记、水浒传等，又打又杀，带劲。这孔老二几千年前的事，几千年前的人，离得太远，他听谁的话，替谁做事，好像跟我都没关系。但这个名字倒是一下就记住了，孔老二，好像也曾听别人讲起，但跟大名鼎鼎的孔子划上等号，却是许多年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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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人天生的长有反骨，最不喜欢说教类的人、说教类的书，凡是看到一本书，满纸圣人样、导师样，教我怎样做人、怎样做事，首先就要起了反感，偏和它逆着来，偏不按这一套去做。凭什么我要接受你的指导，未必你就比我高明许多。我认为人的一生就是要不断地犯错误和认识错误、纠正错误，你把什么都安排好了，教人一帆风顺、直达彼岸了，我按照你指的阳光大道走，不但碰不到一个三岔路口，就是一个小泥坑也踩不到，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有些人上了点年纪，经了点沟沟坎坎，便以为通晓世事，有义务做别人的人生导师，对此类人，我只好敬而远之：老兄，拜托，别帮我了，让我走走弯路吧。

　　我最初的不喜欢论语，便在此列。翻开一册论语，十条里倒有八条是“子曰”，可见是一个多嘴絮叨、整日里发表指导意见之人，孔子自己又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可见他喜欢推崇的是那种语言迟钝、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的人，他最中意的弟子颜回就是这样一个人：安分守己、老实巴交、寡言少语。但孔子自己一生却从不安分，东奔西跑，到处游说，替君主帝王们瞎操心。孔子自己的言行与所提倡的似乎是分离的，自己做着这一套，却教别人另一套。从这一点上讲，几千年前的孔子，似乎与我家隔壁的王二虎张大牛没什么两样。张大牛是我们村里的绝对权威，因为年轻时候参过军、流过浪，自恃见多识广，常常教训那些目不识丁的乡下人，“怎么样，不听我的话，吃亏了吧！”背着手，昂着头，老式的布纽盘扣对襟大褂领口泛着油光。张大牛对自己说对的话记得很牢，说错的话一概忘记，时间久了，不仅他自己认为自己是绝对权威，连别人也习惯性地认为他是绝对权威，但最近他发现越来越不妙，随着跟他同辈的人口数量一日日减少，他的权威市场也在不断缩小，他连孙子都指挥不动了。3

　　如果说孔子是个自由市场，那《论语》二十篇，好比自由市场上摆着的菜，辣椒红、芥花黄、菠菜绿，各有特点。有的我不爱吃，有的很是喜欢，有的天天看，天天听，相当熟悉，有的却陌生，闻所未闻。我上自由市场上去买菜，大抵会挑一些自已喜欢的菜，对不喜欢的，至多摸一摸，看一看，问问价。我喜欢它们的存在，宽容它们的存在，我看见自由市场散了以后，我不喜欢的菜最终也会被各式各样的人一一挑走，对于这个市场来说，我喜欢不喜欢，是最最无关紧要的，我不喜欢的，正是别人的最爱，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不喜欢存在，这个市场才显得丰富多彩。对于论语也一样，不能因为我喜欢这里的菜就说这是个好的市场或者坏的市场，市场始终是好的，关键是我愿不愿意买这里的菜。自从我学过文言文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想历代的统治者也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自由市场上的菜式始终不会变，难免有时候会不对人的胃口，所以一会儿把孔子灭了，一会儿又把他捧到天上去，一会儿批孔，说他是孔老二，一会儿又全民学经，弄得四五岁的小娃娃们都穿上宽袍大袖摇头晃脑念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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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什么需要孔子。

　　因为我们的社会太乱。

　　论语宣扬仁义道德，讲究尊老守礼，主张忠孝、自律，教人们做君子，不做小人。细细想来，正是我们现实社会中所缺失的道德规范。一个人杀了人，抢了钱，可以去抓了来，劳改去，坐牢去，送大西北去，十恶不赦的还可以来个干脆的，直接给粒花生米。总之对付的办法多了去了，警察和法律都不是吃干饭的。但一个人如果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偷点鸡摸点狗、给人家的汽车划上两条痕、调戏调戏小姑娘、搞搞婚外恋，等等等等，不但法律毫无办法，就是给捉住了，也不能拿他怎样，顶多教育一番。对于一个没有道德观念的人来说，你所说的这一套，无异于对牛弹琴，说得烦了，顶上一句：“你管得着吗！”拍拍屁股走人，把你干噎在那儿气得半死。

　　一个社会的秩序，也许要靠法律来维持，但整个社会的风气，法律是矫正不了的，必须靠道德来规范。道德太脆弱，特别是在物欲社会里，有钱的是大爷，没钱的是瘪三，人们笑贫不笑娼，一切要讲究经济效益，道德能值个几两银子。君不见现在搞人代会选举，榜上有名的不是某某部长、局长，就是总经理、董事长，有几个是真正平民百姓中的德高望重之人？主席台上一坐，口袋里没银子、脑袋上没帽子，自己也觉得寒碜。前几日回家，与父亲聊起村中的事，村头连发的儿子离婚了，原因是他勾搭上了另一个年轻女孩，女孩嫁给他后，很快生了一个儿子，后出门打工，不知去向。那前妻是连发儿子网聊聊来的，老家在云南，本地没有亲人，离婚后暂时还住他家，也有一个儿子，但她却另有一个男的，三天两头被人在街上看见。事情变得乱糟糟的，连发现在养着两个媳妇、两个孙子，还要替三天两头上网找不到工作的儿子付饭钱。父亲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年轻人好吃懒做，不愿吃苦，结婚离婚像出门走趟亲戚一样随随便便，“现在的人，越来越没样子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说，现在法律允许这么干，重庆还有一对夫妻早上结婚下午就把婚离了，总之现在讲究人权，只要不犯法，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现在是经济社会，大家都忙了，忙升职、忙赚钱、忙股票、忙汽车、忙旅游、忙享受，什么都要来一翻竞争，评职称要竞争、加工资要竞争、上大学要竞争、考公务员要竞争、包工程要竞争，要取得胜利就要不择手段，紧跟形势随大流。比如说包工程，大家都去送礼，去溜须拍马，你不去，肯定没份。调动工作，学历、工作能力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关系，挤公共汽车，谁能挤，上去就有位子坐，规规矩矩地排队、礼让，永远只能站着。在强大的现实面前，道德像一只美丽易碎的青花瓷瓶，只能欣赏，不能真用，要实用就去买十元一只的玻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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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个社会风气越来越差，人心越来越浮躁？

　　因为我们离传统越来越远。

　　“五四”以前，我们一直循规蹈矩，按照老祖宗教我们的法子生活，关起门来过自已的日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从四德、妻妾成群。“五四”是一根霹雳棒，晴天里一声断喝，把这个花岗岩脑袋打破了。五四是启蒙，启的是西学的蒙，启的是新思想的蒙，五四以后，穿着大褂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纷纷走出国门，接受西方教育。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要想确立新思想，必须打倒孔家店，虽然有些过激，也是形势所逼。但随着历史发展，这种形势却一发不可收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忙着打仗，不讲孔子，五六十年代连肚子都填不饱，吃饭问题首当其冲，七十年代批林批孔，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中国国门刚一打开，国外的各种新思潮、新观念像惊涛骇浪一样把我们淹没，把蠢蠢欲动的年轻人染蓝了、染绿了，甚至把黄皮肤都遮蔽掉了。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要好得多，越来越腐朽的帝国主义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我们为什么这么落后，都是子曰诗云的那些老家伙脑袋不开化，都是几千年的传统闹的。现实的巨大落差使人们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上学的小孩子，都知道读英语的重要性，别的可以不好，英语一定要好，青少年宫的各类兴趣班中，少儿英语最火爆。我一个熟人的女儿，虚岁刚刚四岁，说普通话尚不十分顺溜，她的母亲便张罗着让她去学剑桥英语。但是，我从未看见听见过哪位母亲愿把孩子送去学古汉语。现在新闻报道中说有人开办少儿读经班，十几个孩子穿上斜襟汉服，摇头晃脑念晦涩难懂的古文，是传统回复了耶？还是图新鲜凑热闹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