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分为两种，可以挽回的和不可挽回的，而离别就是一件不可挽回的事。
“你阿太走了。”母亲说这句话时非常平静，像是陈述一个自然规律。
印象中，阿太是个温和的老头子，他总是淡淡地笑着，高兴了就喝几口小酒，看不惯了就随口说几句，大概一个世纪的时间变迁，将他身上所有的尖锐不安都打磨光滑，岁月给予他苦难、辛劳与考验，他都一声不吭地承受，沉淀下一股从容淡然的气度。
寒假前，我去看过阿太。那天天气正好，暖阳的温度夹杂在依然凛冽的寒风中，叫人想起阿太院子后面那块绿油油的菜地。这是冬天即将过去的时刻，而他只是静静地睡着，依靠鼻子里的吸氧器维持着生命，如同一个回归母亲子宫里汲取温暖的婴孩那样安静而温顺。我没敢好好看阿太几眼，只轻轻唤了他几声，但他一动不动。他正以一动不动的姿态向我们告别，告诉我们，他将踏上一段他一个人的旅程，此行渺远，不用送，也不必追。
我们都感到悲伤，这种悲伤像是在秋日里看风扫落叶那样的无可奈何，如暗夜中的烛火般，绵长而持久，这是离别的悲伤。离别终归是一件不可挽回的事情，是如同生命诞生和死亡的自然规律那样无法避免的事情。老人经历过人生世事的大喜大悲与大起大落，最终在平淡中沉浮，找到了与世事相处的最佳平衡点。一盏茶，在小小的陋巷中，可安安稳稳地坐看云卷云舒；一碗酒，在乡间的晚风中，便可仔仔细细地回味潮起潮落。他在人世的时间已耗尽，他将离开我们，归为尘土中去；他将在爱人与儿女的注视下，静卧在他最爱的大槐树的树根脚下，继续聆听世人们忙碌的足音；他将要出一趟远门，这条路遥远而孤独，正如他来时那样，孑然一身，无所牵挂。若说死是生的另一种存在方式，人人都向死而生。这是一场走向完满的离别。
三周前，在我即将搭乘回国航班的晚上，我才突然意识到，离别到来得猝不及防。我在那张柔软的弹簧床上睁着眼，正如到这儿的第一晚一样，疲倦而兴奋。那些在这里认识的人、经历的事、走过的路，一下子如同被鼓风机卷起的舞台泡沫那样，一簇簇地扑向我，然后无声破裂，而我如同一个在舞台上忘了词的舞台剧演员，只晓得张着嘴，在头脑里捕捉一闪而过的只言片语。我想到与房东先生和太太谈话中的只言片语；想到孩子们的可爱笑脸和贺卡上拙劣而认真的笔迹；还有加州早晨的阳光照射到院子里那个丘比特石膏像时反射出的亮度。
五点左右的加州，太阳还在地平线上。我们拖着沉重的行李沿着院子的石砖小径压过微曦的晨光，甚至还没来得及惊醒房东家的狗，就迷迷糊糊地坐上了回程的车。车子开上高速路，沿途尽是富有西部气息的山脉，太阳慢慢升起来，越往前开，就越亮，这让我想起我来时的光景。那时正是深夜，沿途是沉寂的黑暗，黑暗中又藏着许多未知的期待；如今我们踏上来时的归路，当一切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快，越来越明晰时，我心里涌上一股未曾经历的奇异感。来时这里对我们来说只是陌生的国度，是手机地图上定位着的毫无意义的坐标，是一个只存在惊艳而掀不起波澜的目的地；而离别之时，这里是记忆的图册，是盛满回忆的容器，像一个越来越亮，越来越熟悉的清晨，一草一木都能在你苏醒的目光里认出你的模样，回忆因为离别而更加灿烂，因为这些结识过的，擦肩而过的人们而显得温柔而熨帖起来，在加州二月清晨的暖风中，离别如同一瓣酸涩的橘子，它连接着一种夹杂着伤感的喜悦，开启一段崭新的旅程。
世上的离别都一样，也都不一样。离别总是一件无法挽回的必然的事，是如同死亡一样的毫无疑问的万物结局；然离别又与美丽纠缠相伴，它像是一个梦醒前的短暂而绵长的拥抱，叫你联想到午后的阳光，草坪上梅花鹿，和一切美好的值得珍藏的片段，叫你能够一遍一遍地咀嚼重复，也能一遍一遍陷入想入非非的浪漫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