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凯丽
北京出版社曾出版过一套丛书，叫“大家小书”。袁行霈先生在序言中解释了“大家小书”的含义，即学术大家写的篇幅较为短小的学术著作。其内容浅显易懂，生动有趣，但丝毫不减学术价值。林庚先生的《<西游记>漫话》就在其列。
在《关于“大闹天宫”的故事情节》中，林庚先生对孙悟空的农民身份提出了怀疑，他从孙悟空不安于现状的性格和背井离乡的行为来证明孙悟空与农民的差异。文章有理有据，逐一探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林庚先生谦逊而严谨的治学态度。
在分析孙悟空形象时，林庚先生引用了天宫捉拿孙悟空时陈列的罪状，关注到一个“偷”字，由该字展开，列举其偷盗行为，并拿《喻世明言》、《七侠五义》和《神偷寄兴一枝梅》等小说中的偷盗情节来作比较，认为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原因与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有相似之处，可见其文学底蕴之深厚和感受之敏锐。在孙悟空和猪八戒的形象对比中，林庚先生提出了十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孙悟空是市民形象，而猪八戒则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孙悟空和猪八戒互动中的插科打诨，正符合了市民喜剧的特点。
至此，林庚先生已经把《西游记》解读成了一本“市民喜剧”。但若仅止于此，《西游记》的价值便与市井小说没什么区别了。因而他又指出了《西游记》超越市井小说的地方，即《西游记》的“童话性”。
《西游记》的神话色彩是毫无争议的，但林庚先生认为《西游记》的“童话性”使它高于神话，不被神话和历史所局限。他分析了神话与童话的界限，认为神话为童话的出现提供了土壤。“《西游记》乃是以儿童的心理和眼光讲述了一个动物王国中的神奇的故事”。他认为《西游记》描绘了一个动物世界，这是儿童喜爱的乐园，此外，孙悟空与妖怪的交谈中也充满稚气，这使得西游记由神话转向童话。
正如林庚先生所言，童话是极富于乐观精神的，仿佛一切困难都能战胜，童话代表着希望和无限的可能。林庚先生说：“《西游记》是一部童话性质的书，我是把它当作童话来读的。”正是由于这种童真的视角，他在文学中找到了宁静、愉悦和安慰。林庚先生在《<西游记>漫话》的后记中谈到该书的成书经历。他由于手颤，书写不便，在助手的帮助下才完成了这本书。“这一段时光是愉快的，谈论《西游记》成了生活中的一大乐事”。
“正是因为小说创造了游戏的童话氛围，我们对孙悟空的许多行为也就不能看得过于认真，看得过于认真了，便不免大煞风景。”学术不是“苦心为文”，在谈论《西游记》的过程中，林庚先生获得了一种享受。《<西游记>漫话》可以说是林庚先生性情的流露，以童真的心态，读童真的书，写童真的文字，我们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先生的满足感。
林庚先生对待学术的这种态度，与他自身的心性是分不开的。有人评价他有“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少年精神、布衣情怀”。他原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后转入中文系。虽是理科出身，但他身上始终有着诗人的气质。他当时醉心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想以此探寻未知的世界，而转到中文系，是想从艺术的角度来了解宇宙、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这是诗人的情怀，也是诗人对于世界的探索意识。诗人气质影响到他讲课的方式，他在厦大讲课时善用比喻，吸引了大批学生。其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也带着诗人的情怀。
如此心性的人对居住环境也有偏好。林庚先生的受业弟子马嘶在《林庚先生的诗化人生》中写道：“林先生幽居的燕南园62号小院荫蔽在丛丛翠竹和扶疏的花木中，院前青砖门楼上开放着淡雅的小花。走进小院，便有铿锵的钢琴音从敞开的百叶窗间飘洒出来，弹奏的是《牧童短笛》之类的隽永小品，我们犹如走进一个迷离的童话世界。”人的兴趣爱好和生活追求会影响到他的生存环境，给浮嚣以宁静，给髙蹈以平实，这既是林庚先生治学的态度，亦是他为人处世的态度。
这个老人始终保有童心和诗心。他的作品语言风趣，心性天真，观点“另类”，但从学术层面上看却依然是严谨的。他曾说：“一个国家要有盛唐气象、少年精神，一个人也要有盛唐气象、少年精神。”不为困难所阻，不为名利所缚，林庚先生的治学态度和为人精神是他留给世人最好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