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传记文学教学与研究之路

　　外出参加教材编写及学习时留念

　　汪胜

　　陈兰村，1961年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1992年被评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爱好传记文学和古代文学，曾兼任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从1982年开始，他就一直在传记文学领域默默耕耘，致力于传记文学的教学、研究、创作和教育普及，为我国传记文学学科建设和传记教育做出了积极贡献。出版《中国古典传记论稿》《中国古代名人自传选》《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等著述。

　　本报记者汪胜创作了《陈兰村评传》，以飨读者。

　　参加教材协作会议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反映在教育领域，书荒很严重，不管是教材还是学生读物，都很匮乏。当时，为解决本科古代文学教材，陈兰村的同事水渭松介绍他认识了杭州大学的陆坚老师，陆坚老师后来担任杭州大学教务处长。陈兰村从陆坚老师那里了解到，当时浙江、江苏等省有文科的高校，都成立古代文学教材协作组。后来增加安徽、江西、四川南充师院等，加上浙江师院，叫十三院校协作组。

　　1976年5月，十三院校协作组在徐州师院开会商讨。陈兰村和周舸岷参加了会议，会议对编写古代文学教材进行了分工，陈兰村也分配到编写任务。开会期间，大家一同参观了淮海战役纪念馆，会后去曲阜参观孔庙。同时决定下半年10月在浙江师院开会，讨论《古代作品选》初稿。

　　陈兰村回忆，在这次会议上，他认识了南京大学金启华教授，杭州大学吴熊和教授，徐州师院吴如煜教授，还有苏州大学、南京师大等学校的名教授。其中吴如煜老师后来对他编写传记文学史帮助很大。特别是1995年在南京师大参加中国历史文献讨论会，陈兰村和他同坐汽车从南京去扬州参观，一路上他教陈兰村要重视本校学报的平台，争取发论文。编写传记文学史，先写各时期传记文学名著和作家的论文作为骨架，然后再补充。骨架很重要，要有自己的新观点，其他次要作家或背景的论述，好比血肉，也是必需的。他的比喻至今都让陈兰村记忆犹新，陈兰村后来的实践正是按照他的指导做的。

　　1976年至1978年，教育领域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逐步恢复教育事业的正常秩序。特别是1977年恢复高考，极大地鼓舞了教育工作者的信心和积极性。1978年3月和4月分别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教育事业和教育科学研究都极为重要。

　　此后，在时代的大背景下，陈兰村和浙师院的同事们一起，乘风破浪，认真从事教学和研究，在各自的领域默默耕耘，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古代文学课侧重讲《史记》

　　1977年恢复高考后，浙师院第一届本科生开始录取，陈兰村受学校委派和张永绵、丁东澜、左修芳等老师去杭州屏风山疗养院做录取工作。中文77年级招收四个班级，近200位同学，这届学生素质很高，都是从众多考生中选拔出来的。他们后来毕业也成为许多单位的领导干部和专业骨干。梅新林、杜卫、黄华童等同学后来都成为浙师大或其他高校的领导。俞樟华、周晓波、陈兴伟等都成为知名教授。他们也都是陈兰村后来的同事。

　　1978年，陈兰村为这届学生上过先秦两汉文学课。侧重就《史记》内容让学生讨论。后来，梅新林、俞樟华、黄华童都与陈兰村同一教研室工作，有过多次合作。1979年级、1980年级进校后，陈兰村为学生上古代文学课。

　　陈兰村一直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他尤对《史记》情有独钟，因此，给每一届学生上课，他都会把《史记》作为重点内容引导学生讨论。即使后来转向传记文学，编写《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陈兰村也将《史记》作为重中之重。

　　陈兰村一生品读《史记》，他一直笑称自己“与司马迁为相伴一生的朋友”。给每一届学生上课，他都会围绕“《史记》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大学生读《史记》可以受益一辈子”“我们如何读《史记》”这三个问题，向学生分享个人的心路历程，引导学子在“观”中“思”，希望他们以《史记》为镜，做一辈子的学“史”人。

　　“《史记》是一部史学兼文学的经典名著。”在史学贡献方面，陈兰村指出，《史记》创立纪传体，将先秦至西汉前期的历史系统地保留下来。作为史书典范，《史记》启示世人保存古国文明，影响后人对正史的书写，并于构建中华民族精神上作出重要贡献。由于受传记文学研究的影响，陈兰村相较于历史角度而更侧重在文学视角上解读著作价值。《史记》塑造了一百多个人物形象，极具文学感染力，让传记文学正式登上中国古代文学的舞台。陈兰村感叹司马迁诗人般的气质，肯定其文章字里行间所传递的情感力量，评价《史记》展现了超越时代的写作创举。来自多个维度的解析，进一步丰富学生的思考。

　　针对“为什么大学生读《史记》可以受益一辈子”的问题，陈兰村提出三点理由，为学生提供新的思索方向。“第一，《史记》具有审美、欣赏、丰富人的精神生活的大用。”《史记》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专业书籍，更是一个人的精神读物。人受限于时空，而读书可以突破客观的局限，体验别人的经历。第二方面，《史记》兼具治国与做人的功用，教予人们处世之道。人物传记宣示司马迁的人格理想，每个主人公的言行举止都具备广泛的借鉴意义。此外，文章中的写人艺术值得大学生受益终生。经过作者选择，书中的人物代表性和典型性较强，常以对话独白的形式流露心性。陈兰村尤其强调：“《史记》借助大事与小事相结合的方法，刻画人物性格。”大事即人物生平关键性事件和经历，小事指向细节轶事，二者互为补充。他从传记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以韩信为例，通过分析关键性事件和细节片段，揭示韩信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在阅读方法上，陈兰村认为三步策略值得一试：先读《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知其人而近其心；泛读与研究性阅读相结合；了解与选择重要注释本。陈兰村在《武帝本纪赞》中提炼出八字——“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启示学子体会句子背后的深厚内涵，将《史记》中的哲思精髓内化于心。

　　陈兰村引用旁人观点，表达对《史记》阅读的见解：“文与史之有益于世，不外一为可观，二则可思。《史记》即是如此巨著。”无论谈及哪个问题，陈兰村将“思”的品质贯穿其中，鼓励学生在思考中受益、成长，让《史记》中的哲理精髓启迪一生。

　　复旦大学进修学习

　　1982年，陈兰村的人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当时，学校中文系领导提出要求中年教师准备一年时间，开出一门选修课。陈兰村爱好《史记》，老同事常元敬老师便鼓励他说：“兰村，你可以把《史记》范围扩大，干脆开传记文学课。”听了老同事的建议，陈兰村开始对传记文学研究进行准备。

　　当时，国内有关传记文学研究的专著几乎没有，只有少数的论文。他了解到国内复旦大学朱东润教授已在带传记文学方向的研究生，此前，陈兰村阅读过朱东润于1961年8月5日发表在《文汇报》的文章《漫谈传记文学》。文章开头就说：“传记文学是一个有优秀传统，同时又有广阔前途的文学部门。”朱东润在文章最后提出了传记文学今后的发展方向，陈兰村阅读后很受启发，他想有机会的话可以跟随朱东润学习。1982年初，在同事的帮助下，陈兰村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进修，指导老师是顾易生教授。

　　顾易生1956年考取朱东润教授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复旦任教，先后在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批评史教研室工作，并长期担任批评史教研室主任。顾老师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尤其在唐宋文学和古代文学批评史教学和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绩。他与王运熙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多次获得国家和上海市的大奖。

　　陈兰村回忆，当时，顾易生不住在学校宿舍，在市区有自己的房子。陈兰村就到他府上拜见。当年顾老师只50多岁，看起来很年轻。他与陈兰村谈了进修期间主要看的书目，还让陈兰村可以去旁听82年毕业班的课。因这个班选修课多，陈兰村后来又完整听了章培恒教授的《晚明文学》选修课。

　　陈兰村后来订了具体的进修计划，请顾易生指导。顾易生看得很仔细，又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在顾易生的指导下，陈兰村决定学期结束前要写篇关于《史记》的读书报告，以论文的形式交给顾易生。接下来，陈兰村大致半个月去顾易生府上请教一次。

　　顾易生的为人和治学深深影响着陈兰村。顾易生知道陈兰村的进修目的是学习和研究传记文学，因此，他特意带陈兰村上门拜访朱东润。就这样，陈兰村如愿得到了朱东润的悉心指导。

　　朱东润的悉心指引

　　陈兰村始终把朱东润作为传记文学研究的引路人。当时，朱东润已经86岁，但还在带研究生，继续创作传记。他不仅热情接待了陈兰村，还让陈兰村跟随他聆听公开课，陈兰村深受鼓舞，他还向朱东润的研究生了解传记文学课的情况。

　　朱东润原名朱世溱，是泰兴县城人，1896年出生，他的名字来自《论语·宪问》“东里子产润色之”句子中。1913年秋，朱东润赴英留学，次年进入伦敦西南学院读书，课余从事翻译，以济学费。1916年初，朱东润放弃学业，毅然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斗争。1917年秋，朱东润应聘至广西省立第二中学任教，开始了他长达七十余年的教学生涯。1919年，朱东润回到江南，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1929年，他出任武汉大学特约讲师，受闻一多先生委托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抗战爆发后，他愤然离开沦陷的家园，绕道东南亚，远赴大西南，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斗争。1942年8月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1947年夏，至无锡国学专科任教，后又任江南大学教授。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朱东润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7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解放后，朱东润以空前的热情投身于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1979年5月，朱东润以83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现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信念。1981年朱东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他还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古典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华文史论丛》主编等职。朱东润先生于1988年逝世，享年93岁。

　　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最早的文学批评史专著之一，是该学科开创时期颇有影响的奠基之作。他先后创作近10部传记，推动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

　　陈兰村说：“从得到朱东润的教导开始，我自此后的教学与研究，都与朱先生分不开。我虽然没有成为他的入门弟子，但从内心把他作为我学习的榜样。”

　　2019年10月，陈兰村在《传记文学》刊物上发表一篇短文，展示了他与朱东润学术上的传承关系。回忆这段历史，陈兰村毫不夸张地说：“朱东润是我传记文学研究的引路人。”

　　口述历史11：

　　朱东润先生对传记文学发展的预见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浙江师大前身浙江师院教书，思考开设选修课，一位老同事建议我开传记文学课。我查了有关资料，最先看到复旦大学朱东润教授发表在《文汇报》1961年8月5日的文章《漫谈传记文学》，文章开头就说：“传记文学是一个有优秀传统，同时又有广阔前途的文学部门”。朱先生在文章最后提出了传记文学今后的工作，我归纳有以下几点：1.选录校释古代作品；2.作一部传记文学史；3.写一部传记文学的理论著作；4.翻译国外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5.最主要的还要更多的更好的传记文学创作。当时我十分兴奋，朱先生的文章一下给我指明了选修课的方向。今天看，朱东润先生对传记文学的预见和提出的任务已大多实现了。

　　在当时，国内研究传记文学的学者还很少，我想到复旦去向朱先生学习。1982年春节后，如愿到复旦进修。我在导师顾易生教授引荐下上门拜访朱先生，受到他的热情接见，听他畅谈传记文学一个下午，终生难忘。我又去听过两次他公开的课。还向他的研究生了解传记文学课的情况。1982年下半年我回校，就给本科生开设传记文学选修课。同时，把在复旦学到的知识，写论文发表，并开始编写传记文学史和作品选。这为我后来出版《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和《中国古代名人自传选》等传记研究成果打下基础。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传记文学迅速发展，新的传记文学作品大量出版，翻译的外国传记作品也不断上架。在传记文学理论方面，近三十年成果特别显著，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赵白生的《传记文学理论》，杨正润的《现代传记学》。更为可喜的是，不论是传记文学创作还是理论研究上都涌现出了大批的优秀作家和学者，著名的如王朝柱、叶永烈、桑逢康、韩石山、韩兆琦、郭久麟、徐光荣、张新科、全展、王成军等群星灿烂。外国传记的翻译与研究上杨国政、唐岫敏等都有卓越的成绩。这些传记文学发展新貌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最欣慰的成就。同时，这也印证了朱东润先生半个多世纪前提出传记文学是个有广阔前途的文学部门的论断。

　　学术无止境。朱东润先生对传记文学提出的预见和任务，鼓舞着后来者为传记文学继续努力，让传记文学这个文学部门发展更强大，我们义不容辞，任重道远。

　　1988年，朱东润逝世后，复旦大学中文系召开纪念朱东润的学术讨论会，陈兰村受邀参加并发言，他说：“朱先生对我的影响是一辈子的。他的为人和他的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都值得我学习。”

　　选修章培恒的《晚明文学研究》课

　　在复旦大学进修期间，陈兰村还选修了当时中文系主任、著名古代文学教授章培恒的《晚明文学研究》课，以后多次与他交往。章培恒出版过《中国文学史》，他的古代文学研究观点，为陈兰村后来编写《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打开了思路。每次说起章培恒，陈兰村都充满敬重之情，他对章培恒的教导永远铭记在心。

　　口述历史12：

　　忆章培恒老师二三事

　　1982年2月，春节后，已步入中年的我去复旦大学读书。我和一起去进修的同事裘惠楞老师在当时复旦中文系79级班里旁听，同时选修了章培恒老师的《晚明文学研究》课。

　　章老师上课，喜欢两手撑在讲台两边，而把视线注视着讲台的一角，语音较平，初听起来以为他都是在背诵自己的讲稿。其实他没有讲稿，但一字一句，清晰地讲来，非常容易记录。他的记忆力非常好，不时把所引材料直接用繁体字写在黑板上。我至今保留着他完整课堂笔记，有时拿出来再重读一遍。我发现他一堂课总是完整地讲一个问题，完全像是一篇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周密、结构完整、逻辑严谨的论文。

　　他的讲课学术视野开阔，有独到见解。内容主要是围绕题目晚明文学展开。讲了晚明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它的思想基础，代表作家，新的内容及其意义，艺术特色，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比较，晚明文学的发展过程，跟清初文学的比较、晚明精神的衰落，结束语等九个题目。讲课内容实际牵涉到整个中国文学史，联系到明代的哲学，又联系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其中论晚明文学新内容，指出是对欲望的大胆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又对这种新内容作出评价。

　　1982年上半年，章老师没有文学史课程。为了学习章老师的文学史，我向当时旁听的79级一个同学借来他以前听章老师讲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笔记，在课余抄录。那位同学的笔记很详细，有两本，我来不及抄，请同事裘惠楞老师一起抄。这样就把章老师主讲的那一段文学史课补学了。

　　我后来看章老师和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文学史新著》，书中以人性发展作为文学发展的主线，这对此前的几种文学史是个突破。但我觉得，其类似观点在《晚明文学研究》选修课，以及早一点讲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里已初露端倪。听了章老师的课，我后来进一步注意他在相关论文中的一贯学术思想了。

　　1993年前，我所在的浙江师范大学邀请章培恒老师来校讲学。由于我去复旦读过书，认识章老师，中文系叫我去陪同，课后曾去兰溪游地下长河。

　　1993年10月15日，章老师和教育部的马樟根先生来金华出差，章老师与中文系教师在学校同辉阁举行了座谈。那时，我们学校刚获悉，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本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专业已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章老师说，古代文学一般习惯分先秦、唐宋、元明清三段教学，不少高校中文系设立硕士点也是这样设立研究方向的。但古代文学的研究总要发展，你们申报的两个方向是传记文学和传统文化，这就打破了习惯做法，是个发展。传记文学研究在复旦也很重视，朱东润先生曾致力于传记文学研究和教学，现在你们这里也把传记文学作为研究方向，对推动传记文学研究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到了1994年4月23日，我终于看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件1993(39)第五批博士、硕士专业点名单，其中有浙江师范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点。后来，梅新林教授当浙师大校长期间，也请章培恒老师当特聘教授。

　　陈兰村说，章培恒老师对浙师大的贡献很大，他只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章培恒本人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对年轻人的学术扶持，对中国文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他的人品与文品，这一切都值得后人学习和继承。

　　走上传记文学教学与研究之路

　　1982年9月，陈兰村从复旦大学进修后回到金华，除了教原有的古代文学基础课，第一次新开了传记文学选修课。因当时学生可选修的课少，所以大多数同学都报名选修了。

　　为了第一次传记文学课，陈兰村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首先，他在当年的暑假编写了《古代传记文学》讲义，油印发给选修的同学。陈兰村的讲义体例，参考了老教师常元敬老师编写的《目录学》讲义。讲义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教学提纲；第二部分是附录，包括现有本系教材中古代传记文学篇目，现行中学语文课本入选古代传记文篇目，本课参考文章索引；第三部分古代传记文学资料选辑。

　　这个教学提纲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和要求：一是初步了解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概况及其优秀传统，增进学生的爱国思想及道德品质。二是讲读古代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学习古代传记文学的有关理论，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为以后进一步研究古代传记文学作准备或写作新的传记作借鉴。

　　这个教学提纲的特点是资料选辑，保证了所讲主要内容和观点都有文献依据，教师不是随意发挥，而是在文献依据的前提下讲解或举例论证说明。陈兰村认为这样可以整体提升这门课程的学术性。陈兰村在校内本科和函授本科开这门选修课一直到退休，但每次都有改进，而且后来有了自己出版的教材，学生阅读也更方便了。

　　1984年6月，陈兰村发表了第一篇传记文学论文，题为《略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起源》，发表在西安《人文杂志》1984年第3期。该刊是陕西省社科院办的社科期刊。后来，《新华文摘》1984年9月号转载，人大《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4年第13期全文复印，《文摘报》(光明日报出版社办)1984年第149期(1984、8、10)摘要。《文荟》(福州)1985年第1期摘要刊发。

　　让人欣喜的是，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传记创作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传记以专著、专刊、专栏等多种形式涌现在新时期的文学舞台上。伴随而来的对传记文学的评论和研究也得到了较好地发展。

　　陈兰村也正式走上传记文学教育与研究之路，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晚年，他回忆自己半生与传记文学结缘，使他有了一个贯穿始终的专业爱好，他最深的体会是“认准方向，结友同行”。从这一时期开始，陈兰村坚定地把学习和研究传记文学与古代文学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