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胜
韦苇今年已经91岁，但他身板硬朗、精神矍铄，每天的生活依旧阅读、写作，偶有学生、客人来访，他就热情招呼你坐。听他讲故事，如同听历史。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门初开的中国儿童文学界开始拥抱世界儿童文学。1986年，一向以创作、研究和翻译为己任的韦苇，捧着一部厚实沉重的《世界儿童文学史》走入儿童文学界，立刻引起反响。儿童文学“泰斗”陈伯吹发表评论，称“这是一件扛石臼的工作，如此沉重，非有拔山、举鼎之力补办”，作者这种“一木支大厦的精神和气概，值得称颂和尊敬”。
相对于学者，他更在意自己的诗人身份。诗人徐鲁曾这样评论过他：文字不肯大众化，总要弄得别出心裁，总会带着那么一点儿“另类”风格和小浪漫的情调。韦苇自己解释道：“‘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这两句话一直装在我的心里。先知先觉，别出心裁，文学就是要把你的个性反应在每一个写下的字里。”
勤学苦读，“锄头耕牛”诗上了《农民报》
韦苇1934年出生，浙江金华人，祖辈和父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韦苇从小受到祖母的特别疼爱，从记事起，他就和祖母生活，祖母虽然不识字，但《三字经》里的故事知道得不少，还有乡间流传的各种故事她也能说很多。韦苇总是在高脚油灯下听祖母讲故事，一个接一个。
六岁那年，到了上学的年纪，韦苇先到村上的蒙馆上初小，之后到隔壁村上高小。韦苇的语文很好，尤其是写作很受老师的表扬，但他的算术不好，最让他头皮发麻的是“鸡兔共笼”，他还因算不出吃过老师和父亲的栗凿。晚年，他回忆起儿时的趣事特别说到这件事，他还专门解释老师和父亲的栗凿敲法：一样的是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凸起的中关节在我头皮上冲击性撞击，笃一下，你要躲闪不及，栗凿就在你脑壳上注解了。
小时候，韦苇最记忆犹新的是包养家里的水牛。夏日溽暑的天气，不管有多么燠热，不管从地面蒸腾的湿气怎样的哄哄扑面裹来，让人感觉呼吸困难，韦苇都要冲出去给辛苦在田间的牛割草，甚至还明明知道深草丛中时不时会蹿出黑乎乎的毒蛇来。他从小对牛的辛苦有真心的同情。这种同情让他生出勇气钻进齐肩的水稻田垄间，把田墈上的青草一筐筐割回来喂牛。夏季秋季是这样，到了冬季，韦苇要给牛喂玉米秆。牛半饱后，进食就不贪了，它的粗糙的长舌就拼命往外推搡喂给它的玉米秆。这时，韦苇就要把喂进牛嘴的玉米秆顶住，还得把右手大拇指塞进牛嘴里，挡住牛舌使劲往外推搡的秫秸。这是一项很磨性子的农活。
伺候牛的活虽累且烦，但使韦苇的童年牢牢牵系着家乡的土地，那里的每一条阡陌，每一条阡陌上的每一棵草、每一株野花；每一条沟坎，每一条沟坎上的每一棵树；每一泓荷塘，每一泓荷塘里的每一拳饱实的莲蓬；每一条小溪，小溪里的每一条鱼。这使家乡的内涵对韦苇来说不是概念的，不是笼统的，而是具体的，活鲜鲜的，水灵灵的，有绿汪汪、油亮亮的叶子和叶子间曲曲弯弯的菟丝。
放牛的经历始终成了韦苇美好的童年回忆。有一年小学开运动会，韦苇在跳高项目中取得了好成绩，运动会结束的颁奖大会上，校长亲手将奖状和奖品递给韦苇，他高兴不已。晚年回忆起这件事时，他笑着说：“可能是我放牛时练蹦跳练得的。”
上初中时，正逢抗美援朝，当时，韦苇热衷于画画，他被吸收为全校美术研究会会员。每一个月，校门口的漫画刊上总会有他的一幅漫画，虽则只是临摹、放大、上色，但他觉得很开心。初中毕业的夏天，韦苇暑假在家，除了田间劳作，他主要操旧业——放牛、割草。他对应付农家劳务已经很熟套了。有一天，韦苇干活回来，出了大汗反而感到格外的舒爽，他突然没来由地觉得可以给省上的《农民报》写几句什么，于是，他把自己在放牛割草中所获得的经验形象地概括成两句：
锄头生锈不入泥，
耕牛不壮难犁地。
韦苇顺着这两句编下去，完成了一首农人劳作的谣歌，完成后寄给了《农民报》。不久，《农民报》还喷发着油墨香味的报纸就寄到了韦苇手中，谣歌发表了。韦苇激动万分，这在村里绝对是破天荒的，他接着写继续投又再发表。一来二去，韦苇明白了写稿和发表原来是这么回事。不到一年，他就成了《农民报》的通讯员，杭州于是每隔旬日就寄来《农民报》的通讯员学习资料，后来又寄来通讯员内部辅导刊物。两年不到，韦苇就成了“老把式”。
沉迷诗歌，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1953年，韦苇初中毕业考进了东阳中学高中班学习，初中的发表经历鼓舞着他开始文学创作练习。高中期间，韦苇遇到了人生中影响最大的两位语文老师，一位是郭佐唐先生，一位是叶柏村先生。两位老师都对韦苇有过特殊眷顾、特殊勉励和特殊影响。
郭佐唐后来以浙江师大教师身份参编华东六省一市组织的《汉语大辞典》，郭老师毫无保留地鼓励韦苇，信赖他，对他“开小灶”。令韦苇一辈子忘不了的是，语文学期成绩郭老师竟给了他98分。看着成绩单，韦苇自己都觉得这个数字不真实，他清晰记得自己一个学期的语文考试成绩和作文成绩平均起来没有这么高。他寻思，郭老师就是要给爱学语文的门徒以倾向性甚至夸张性的鼓励。韦苇晚年回忆说：“郭先生对我的这种方式的肯定，于我一生的精神站立和文学行走非常重要。农家孩子在城里孩子面前自信力自来少小，自来欠缺，自来脆弱，而今这样一份权威性的关顾和勉励，不啻是给我的前程亮起了一支熊熊的火把，使我在文学道路上勇往直前。此后，关隘，挫折，磨难，对于一个好不容易赢得高中就学机会的我，已经都是可以排解、可以破除的了。”
接续郭佐唐来教语文的是叶柏村，叶柏村后来是名闻遐迩的语文行家、语文教学的里手。他在宋词学方面浸淫甚深，在中学语文教育界有口皆碑。韦苇考取大学那年，叶柏村被省教育厅点名调到省城去任教，于是没有上过大学的他却走上了大学的讲堂。叶柏村的教育方式迥异于郭佐唐。他从来不用夸张的方式来鼓励韦苇。不过他与郭佐唐一样默认韦苇可以不按题作文，那时候，韦苇动辄一次作文就用去半本作文簿。叶柏村批阅作文是少有的细致认真，字、句、段，毫不马虎，用他童体书法毛笔批改(学生也被要求用毛笔写作)，圈圈之外还有点点，总批之外还有眉批，名副其实的一丝不苟。最令韦苇难忘的是，他自以为已经“消灭了错别字”的作文，到了叶柏村手里就会几千字里被挖出一两个错别字来。三个学期训练下来，韦苇读书、报、刊就养成了一种“语文性阅读”，字、词、句、段、意、韵味、格调和行文作风，全方位地都有所获益，养成了批判性披览的习惯。
两位老师的教导在韦苇心中埋下了文学的种子。从那时起，韦苇开始了文学创作练习，他把自己写好的作品寄给北京、上海、杭州等全国各地报刊投稿，他还试图撰编故事集出版。当时，韦苇和学校收发室的敲钟人老孙相处特别好。每次邮出稿件，收取稿费，寄信接信，都得跟他打交道。韦苇当时最关心的就是老孙手里所捧的信件中有没有他的东西。每天上午第二节课后是取邮件的时间，每次钟一响、课一下，韦苇就独个儿拔腿冲下楼去，奔往收发室，每天到的新报纸、新杂志，他可以先睹为快。这样，韦苇自然而然和老孙有了特殊的关系，自然也就特别的亲近。
发表的文章多了，韦苇又开始给《浙江文艺》寄诗歌稿子，先寄给它时用真名，后寄给它时用笔名，结果，真名、笔名在同一期上发表出来。1954年初，韦苇因为积极向《浙江文艺》写稿而获得浙江文联的一次奖励。从此，韦苇的文学活动持续不辍。同年，韦苇高中毕业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专攻俄罗斯语言文学翻译，兼学英语，选修汉语修辞学，并自学中文系文学部分的内容。
大学期间，韦苇始终沉迷在文学的世界并大量阅读了中外文学经典，他尤对诗歌特别着迷，1955年，韦苇参加了大学诗歌创作比赛并获得了一等奖。他创作的诗歌也在华东最高文学刊物《文艺月报》发表。同年，韦苇凭借已发表的作品被吸收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和共青团创办的“上海青年创作组”成员，参加其中诗歌组的全部活动。
1956年秋，韦苇作为上海文学创作组成员参加鲁迅灵柩由万国公墓迁入鲁迅公园的隆重迁葬典礼。他因此见到了宋庆龄、许广平和大量著名作家和文学领导人。1958年，韦苇接受学校共青团和学生会的委托编就并出版了朗诵诗集《诗》。同年，大学毕业的韦苇受国务院分派赴云南工作，原派定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后云南省委重新指派去建筑工程厅任语文教员。1962秋调到云南教育学院任外语教员。期间，韦苇开始在《诗刊》《作家》《世界文学》《文汇报》《人民日报》《安徽文艺》《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诗歌和译文。1961年，韦苇创作的一首儿歌还被收作全国通用教材小学语文课文，置首页。在此后的艰难岁月里，韦苇一直与诗歌为伴，诗歌给予了他战胜苦难的力量，他坚信时代的春风一定会到来。
文学研究，打开窥见世界之窗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韦苇朦胧意识到自己的用武之地。从此，他夜以继日地读书、翻译、创作，苦战耕种自己的“自留地”，发表了近10万字的翻译和创作作品。
机遇总是留给勤奋有准备的人。20世纪70年代末，蒋风在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师范大学前身)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儿童文学研究室，并面向全国选调人才。韦苇在东阳友人东方涛的推荐下，被蒋风相中。在蒋风的多方努力下，韦苇于1980年8月调到浙江师范学院从事儿童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
1982年，浙江师范学院举办第一期全国幼儿师范、普通师范儿童文学教师进修班，蒋风安排韦苇给进修班开设外国儿童文学课。当时，外国儿童文学课国内尚无先例，为了给学员们开好外国儿童文学课，韦苇硬着头皮临时砌灶、临时烧火、临时找米下锅，终于白手起家，把世界儿童文学史的框架搭起来。他马不停蹄地赶了近一年时间准备了厚厚四册讲义，每天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备课写讲义。
韦苇说，他要涉猎要研读的所有作家作品，都是已经被历史时空筛选过千百遍的，是文学积淀中最适合儿童阅读的精粹，前人的眼力、感受力、审美力、鉴赏力、判断力已经用世界标准在不断的淘筛中排除了平庸和陋浅。他迫切需要去研究的是前人留下的最具生命力的作品，它们的艺术坚韧度是最耐时间腐蚀的。
在韦苇看来，他所做的是一件自己被美萦绕、又用美丽去萦绕他人的事。因此，韦苇格外重视备课。有一天傍晚，他从梦中醒来，发现钢笔杵在方格稿纸上，墨水已经洇开了一大圈。不用说，是因为实在扛不住疲累，无意中进入了迷梦，而人还好端端坐着，笔还握在手上。
后来，韦苇的这四摞外国儿童文学讲义被浙江少儿出版社看中，于1986年初被出版，并被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陈伯吹誉为“拔山、举鼎”“一木支大厦”。回忆这本书的出版过程，韦苇颇为感慨，他在该书的后记中用“太阳伴我，青灯伴我”八个字形象概括了自己的读书、写作生涯。
当时，约撰这本书的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责任编辑王雯雯把韦苇请到杭州，嘱咐他在杭州把书稿最后敲订一遍。韦苇通过一个同乡在省委党校的招待所租了一个房间。时近年关，党校学员已经放空，整个校园就韦苇一人，形单影只。天黑时分，只有韦苇的房间亮着一盏孤灯，半夜，房间里阴冷，韦苇只能从床上抱过棉被，把自己通身上下裹了个严实，只露出一双灯下读稿的眼睛。“那些严冬的日子里，偌大一个杭州城，白天伴我的却唯是太阳，夜间伴我的唯是青灯！”韦苇说。
从1986年至今，韦苇始终维持着“太阳伴我，青灯伴我”的读书、写作状态，不断修订完善《世界儿童文学史》，前后出了6版。长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中国自己的儿童文学，我们不能把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置放到世界儿童文学的巨大历史坐标系中去考察。《世界儿童文学史》开了一扇世界的窗，有了一种参照，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有了自身的品格形象，也有借鉴和发展的方向。正如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朱自强在第一版《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出版时所说“这是国内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论述世界儿童文学的著作。对于已经开始探头向国外张望的中国儿童文学界来说，这部著作无疑打开了很大的一扇窗口。”1994年，韦苇荣获杨唤儿童文学“特殊贡献奖”。
韦苇一直强调儿童文学的国际共享性。他毕生致力于外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相继出版了系列外国儿童文学史著作《外国童话史》《西方儿童文学史》《俄罗斯儿童文学论谭》《世界童话史》等，加上他自身的童诗创作、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评述和欣赏导读，规模巨大。《中华读书报》曾撰文指出，韦苇的外国文学史研究对于改变我们“缺乏世界眼光”“迷失了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之路”的迷惘状态，打开窥见世界之窗，通达世界之路，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韦苇也因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上取得的突出成就获得“蒋风儿童文学奖”(理论贡献奖)。
诗情依然，生命因燃烧而美丽
“韦”是“韦编三绝”里坚韧的牛皮绳，“苇”是来自农村与土地一样朴素的苇草。合在一起就是韦苇生命如同燃烧的精神状态，他是学者，也是译者，更是诗人。韦苇常说：“最让我醉心的是诗，诗可以滋养我的精神。”
20世纪80年代初，韦苇创作的诗歌代表作《我倔强地摇响我的驼铃》，在广播电台及其他多个公共场合朗诵：我是一峰骆驼。/荒沙和漠风/教会我倔强。/而我终于是倔强的，/我倔强地摇响我的驼铃。//古老的中国土地上留下了/一窝一窝的我的脚印；/今天横风来把我的脚窝抹去，/但我会证明风是徒劳的，/明天请再来看我的足迹，/我的足迹又嵌上了/我茫茫的前程。……铿锵有力的诗句鼓舞着当时的年轻人，深受人们好评。即使到现在，这首诗也依然鼓舞着年轻人。儿童绘本青年译者张蓓说，第一次读到韦苇老师《我倔强地摇响我的驼铃》就十分震撼，她深深共鸣于“茫茫的前程”，也在韦苇老师倔强的个性里看到希冀“我驮的是种子，去播撒我的春天……我驮的是太阳，去点燃我灿烂的黎明！”这是韦苇“献给年轻轻的朋友们”的诗。
韦苇后来因工作变动调到浙师大从事儿童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他主动打点行装，撤离了诗坛。20多年里，他先后出版《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世界童话史》等10多部专著，奠定了他在世界儿童文学教学、研究中的泰斗式人物的地位。功成名就，作为“儿童文学界知名人士”，韦苇受到国内多家面向小孩子发行的刊物邀请，为刊物撰写“卷首篇”，这让韦苇又拐进了童诗花园，而且做到了极致。《大雁飞来》(收入《世界金典儿童诗集·中国卷》，谭旭东主编，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算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秋风》：在我们抬头仰望的时候，/铺开一片/湛蓝湛蓝的纸。/大雁飞来/在上头/写一首/长翅膀的诗。这首诗发表后，被《儿童文学选刊》作为卷首诗收载。
2004年，浙江人民教育出版社请余秋雨主编的《语文新天地》和上海小学语文教科书都收了他的散文诗《小松鼠，告诉我》；北京、武汉、重庆三地的教科书和高等师范院校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幼儿文学实用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幼儿文学》，还有其他许多读本都收他写的《太阳，你好》作为课文；海峡两岸的语文教科书都收他的《小松树》作为课文。这些的被选择，让他有最多的欣慰。因为这背后意味着严格的标准、严格的条件、严格的眼，意味着千百次无情的淘选和千百次无情的筛汰。
他说，他的这几篇作品都是偶作，其中《小松鼠，告诉我》是他在杭州大街的天桥桥脚边看见有人把小松鼠装在小笼子里卖，那小松鼠不停地蹿动，那种无奈，那种无助，那种无望，那种挣扎，那种绝命，他的心不由得阵阵地发痛，回到宿歇地，坐下来就把在街上行走时已经构思好的作品一气呵成。这件作品不断有语文补充读本选给孩子读，包括上海的小学教科书。《太阳，你好》也是妙手偶得：他住家的前一幢房子里有个在金华环城小学就读的小女孩，说是要参加朗诵比赛，而材料必须自己写，她的妈妈就把这难题托到了韦苇头上，这朋友托的事不能不做，人家也是相信他能做。他花了一个晚上，第二天送去交了差，不想一朗诵效果很好，还得了一等奖，他就将它送出去发表，发表后很快就被《儿童文学选刊》选中。这样，这件袖珍作品就被一再扩散，选入课本后就被教师拿去讲示范课，让学生记诵。韦苇说，文章就是要写真情，写实感，用心当灯，才能去对世界有所照亮。至于译文被收到课本里去的就更多，比如收到人教社小学课本的《跑进家来的松鼠》,就深受师生的喜爱。
著名学者朱自强曾为韦苇的童诗集作序时指出，韦苇先生的童诗创作，与他在外国儿童文学方面的深厚学养有着血脉联系。他的童诗创作，是在“汇入世界童诗潮流”。韦苇的童诗，有不少在我们通常读到的童诗里找不到的童趣。对儿童现实生活中的童趣，韦苇也有独家发现。朱自强特别指出，在感受、思考韦苇的童诗创作的艺术特色的时候，不能忘记他的翻译家的身份(也让我们联想一下任溶溶)。他本人像韦苇先生一样，既从事外国(日本)儿童文学研究，也从事儿童文学翻译，同时，近年也开始了儿童文学创作。“以我的感受而论，也许与学者韦苇的研究相比，翻译家韦苇的翻译，使他与世界上优秀的童诗传统走得更近。”朱自强说。
儿童文学评论家韩进说：“韦苇的诗，不矫情，不造作，不装天真，不学小儿语，从他心中自然流淌，有一颗童心，有一腔热血，有一种倔强，特别是后期的童诗，有一种野心。韦苇企图在童诗多样化上营造出一种美学气象，力图打破中国童诗相对单一的格局，这从《伴手礼》《一个核桃落下来》《方蛇》《接电话》等一批诗作中看得分明。这在他个人应该是正确的选择，因为他对欧美甚至整个世界的优秀童诗了如指掌，对中国的童诗界心知肚明，但在当下多元的儿童文学界，特别是单纯的童诗界，麻木的评论界，有围观的热闹，难得有切实的呼应。”
晚年，韦苇始终沉醉在童诗的美妙世界里，他的生活是充满趣味的。他的书房就像是个百宝箱，他进进出出，每一次都带出很多美丽的童诗集。一次，童诗译者张蓓上门拜访，她递上新买的《点亮心灯——儿童文学经典伴读》一书请他签名，他立即激情澎湃：“你去读，你就知道什么是儿童文学。”这本书是韦苇最满意的作品之一，该书一版再版，已经印刷了14次。该书视界广阔、识见独到、文种齐全、品类繁多、鉴赏趣味别致、笔墨富于幽默个性的优点和特点，是一本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少年儿童家长继续提升语文和文学素养及水准的首选读本，也是一本可供孩子读一生的好书。
如今，年过九旬的韦苇依旧笔不离手，每天快乐地阅读、写作。这种简单的生活是美丽的。生命因燃烧而美丽，生命因美丽而燃烧。这句话用在韦苇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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