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讲话中强调，新的形势和任务对领导干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使领导干部面临的挑战和考验越来越大。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崇高理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尽心尽力干好工作。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始终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自觉把人生追求和价值目标融入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之中。有了这样的理想信念，才能使自己变得精神高尚、眼界开阔、胸怀坦荡、生活充实，也才能做到淡泊名利、克己奉公、无私无畏、勇往直前，毫无保留地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做到公道用人、公正处事。他指出，权力的行使与责任的担当紧密相联，有权必有责。看一个领导干部，很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精神。各级领导干部要珍惜使命、不负重托，在难题面前敢于开拓，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在风险面前敢担责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干部工作上要大胆，用权上则要谨慎，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自觉接受纪律和法律的约束。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观，就是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前进的道路上不会一帆风顺，事业顺利时要满怀信心、毫不动摇地为之奋斗，遇到曲折和挫折时同样要满怀信心、毫不动摇地为之奋斗。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不论做何种工作，都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事创业，都是必须做好的光荣事业，都要真正把精力和才干集中和用在所干的每一件工作上。他强调，领导干部树立正确事业观，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往往会在事业观上陷入误区。不坚持科学发展，即使一时搞得轰轰烈烈，最终也干不出党和人民需要的事业来。领导干部对待政绩，要坚持实践观点，把求真务实作为实现政绩的基本途径；要坚持群众观点，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要坚持历史观点，把科学发展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标准，做到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兼顾。
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是推动干部树立正确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的有利契机。各级党组织要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创先争优的内在动力，教育引导他们带头学习提高、带头干事创业、带头服务群众、带头廉洁自律、带头弘扬正气，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骨干作用。
——资料来源： 2010年9月2日《人民日报》
如何支持媒体曝光
日前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强调，要更加重视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进行曝光。在最近发生多起媒体记者遭受一些部门网上通缉或扣押的情况下，温总理的上述表态自然引起广泛关注。
从实践来看，媒体曝光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的障碍之一，便是行政权力本身。与其他权力相比，行政权具有权力行使的自由裁量性、主动性和广泛性等特点，它更直接影响到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行政权力的这种特性，要求必须将它始终处于社会的有效监督之下，但也正是这样，媒体的监督存在着反被公权力干扰和打压的可能。
媒体作为一种监督力量，比起其他的监督手段来，具有公开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因此，在对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的各种监督形式中，来自媒体的监督和曝光很有必要，尤其对当下来说，更是如此。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媒体的监督力量和监督力度都在加大。在媒体的监督下，一些不当的行政行为被纠正，许多公众的利益诉求也得到了及时的回应。例如，不少久拖不决的腐败大案，有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严重损害行业企业和公民合法权利的问题，一些法外增加行政审批条件、地方或者部门保护主义、超过必要限度的准入条件等违反法律规定的“红头文件”，都是通过新闻媒体曝光和舆论监督而得到解决或纠正的。
然而，媒体自身毕竟不是权力，媒体在监督公权力，曝光一些不法行政行为的同时，也会遭受来自公权力的干扰。一些政府部门常常会以“影响团结”和工作等理由设置种种障碍，来阻挠媒体进行舆论监督，致使媒体的监督远非顺畅，比如西丰事件、通缉记者事件等等。
在舆论监督问题上，我们要防止一种错误导向，以为正义在手而逾越法律，充当所谓的社会“判官”，出现“媒体执政”、“媒体审判”、“媒体霸权”；但另一方面，更要加强对媒体监督的保护力度。相对于媒体自身的话语权膨胀，当下更突出的还是权力对媒体尤其是记者的限制甚至侵害。
对此，就需要有对媒体及记者的监督和曝光的全方位保障：一是政府及其领导要转变观念和认识，视媒体为朋友而不是对手，媒体对不当行政行为等一切腐败现象的监督和曝光，能够促使政府依法行政。二是政府要减少暗箱操作的方式，政府的行政行为和公共政策都要公开化，如果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变得透明，也就无须害怕媒体的监督和曝光。三是媒体和记者在遭受权力的刁难时，能够得到司法的及时救助和保护。
如果说，立法是对公民权利的分配，那么，司法是对公民权利的救济。无救济最终也就无保障。从实践来看，有时候司法自身会遭到行政权的干预，从而也就难以保护媒体的监督。前不久媒体曝光的陕西省政府密函给最高人民法院，试图干预案件审判，以及陕西国土厅拒不执行陕西省高院已经生效的法律判决；尤其是当众多媒体曝光了这些事件后，有关政府部门依然迟迟没有明确回应，甚至采取打太极的方式予以推托回避，致使人们对依法行政的公信力产生质疑。这些都充分说明，在我们的干部队伍里，确有一部分人根深蒂固地存在权大于法的思想和观念。正因为此，温总理在上述讲话中，才会严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和认真做好行政应诉工作，摆正位置，尊重法律、尊重当事人、尊重并自觉履行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
可以说，不在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要想扭转媒体监督难的状况，谈何容易。
——资料来源：2010年9月2日《人民日报》
“经济转型”不能变成政治口号
现在，全国都在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都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但现在的转型却从理论变成了政策结论，进而变成一个“政治口号”，甚至变成一个框框，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对于到底要转变什么反倒变得模糊起来。有一种说法是：转变要从投资、外需，转向内需、消费。这当然是对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提法。但这些提法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心环节在哪里?该从何下手呢?又不清楚了。
我们曾经两次调整过国民经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原来的提法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直到“十五”计划时仍坚持这个提法。但“十五”计划实施过程中，政府在资源配置中退出的趋势逆转了，比如开始对国有土地资源的配置获取了几十万亿元的土地转让价差。各级政府用手中的资源去营造高速度的GDP增长。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两番的任务完成了，但原本提出的“经济建设要转到以效益提高为基础”却没完成。
有人认为，转型很难，因为我们消费的比率太低、储蓄率太高。实际上这样的问题西方国家在19世纪时同样遭遇过。这是因为投资率太高，资本收入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因此很高，直接影响到了消费率。东亚国家经历的危机即说明这一点。
我们政府采取一些举措刺激消费，比如削减农业税、家电下乡、各类补贴等等。但如果生产结构没有改变，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将是抑制消费。你想想，政府这样做，钱从哪来？那就加税，而加税的结果实际是抑制消费。
不搞懂经济发展的理论，而是像吃快餐一样只抓结论，不讨论理论分析的过程，不讨论历史发展脉络，就不可能明白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和真正要义。关于转型的规划已不是过去那种规划，不是把政府计划换个名字，而要有新的理论内容。
——资料来源：2010年8月30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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