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折腾不起，农村折腾不起。
越是体会农民群众的不易，我们越是要在促进农村人口和村庄向中心村中心镇集聚时制订好科学的规划，避免折腾农民。
建设中心村中心镇，集聚农村人口，是提高城乡统筹水平的战略重点。在制订规划时，就要按照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城乡布局，明确县市域中心村中心镇的数量与定点。抓住县市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的有利机遇，搞好村镇布局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有机衔接。不能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以至于没过多久，就发生相互冲突，回头再来修编。
建设中心村中心镇，是为了让农民群众享受城乡一体化的好处，进一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也只有这样才能对农民群众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因此，规划要重配套，通过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农村住房改造建设、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乡镇工业功能区等项目建设，让农民住得下、享服务、富起来。
中心村中心镇规划还要因地制宜地推进农房改造建设，提倡建设公寓式住宅，推行建设联立式住宅，控制建设独立式住宅。在农房设计规划中，要注重农村建筑与浙江元素、当地文化、自然生态的和谐，鼓励农民采用新型墙体材料、新型装修材料和新型能源。要使新建农房符合较为长远的居住、使用需要，以免几年后再来一次大拆大建，劳民伤财。
——资料来源：2010年9月6日《浙江日报》
给权力套上缰绳
日前，媒体报道了辽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贪污敛财涉案过亿的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据称，她的案子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而她捞钱的主要伎俩，一是利用掌管黄金地段土地征用和审批权的职务便利，截留、私吞征地款；二是利用假补偿和侵占他人的补偿房获利。说到底，她是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想尽一切办法为自己谋取私利。
俗话说：权力是匹野马，如果让它把缰绳叼在自己嘴里，那它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从屡屡见诸报端的官员插手干预工程的腐败案件，不难看出官员手中掌握的权力对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多么大的影响力，正是因为官员们掌握的权力太大了，大到不用来寻租自己都觉得可惜，诸多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案件才会不断出现，才会有那么多的地方“工程上马、干部落马”，甚至出现了“前腐后继”的现象。
许多官员在被查处之后常常说，开始并非没有警惕之心，但送钱的人多了，就会产生“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心理，逐渐被拉进了腐败的深渊。这其实正道出了权力的“可爱”与“可怕”之处：只要不被查处，就会带来滚滚的财源和无尽的荣耀；而一旦因为滥用权力落马，则沦为阶下囚，带来灭顶之灾。因此，在憎恶和声讨这些官员的腐败的同时，我们有必要高声疾呼，应让权力这匹野马套上缰绳，用有效的制度去制约和限制获得过多权力的官员，令其不能、不敢、不愿铤而走险，用权力谋取私利。
这种制约和限制，首先应当是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现代社会应当以法律为纲、以法治国，用法律来约束包括官员在内的每个人的权力。由于社会在不断发展，会出现许多新的违法犯罪现象，如果不及时制定、修订法律法规，就会让一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损失。监察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出台的《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建设领域行为处分规定》，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对违法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的官员如何处分进行详细的规定，从而规范这一领域官员的从政行为。这对于进一步促进官员廉洁从政、深入推进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要给权力套上缰绳，还需要一个健康的社会氛围。如果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官员的权力比法律更权威，遵从社会的“潜规则”，对官员手中的权力趋之若鹜，长此以往就会导致对社会公平失去信心、对法律失去信心，为了个人利益只有向权力低头，那么党纪国法恐怕只能沦为一纸空文，对那些官员也没有太多震慑和制约作用可言了。
——资料来源：2010年9月7日《浙江日报》
米袋子菜篮子城乡同担当
一段时间来，粮食、鸡蛋、蔬菜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又牵动了社会的神经。“天价”、“暴涨”、“飙升”，类似的字眼又增添了不少紧张气氛。
民以食为天。未雨绸缪，我们要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然而，目前粮食和食品的价格变化，远没有发展到影响广大群众幸福指数的程度。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国长期坚持立足国内解决粮食供给问题，连年丰收，库存充足。国际保障粮食安全的库存比是18%，我国粮食库存比超过国际上的2倍，完全有能力应对市场波动。近期玉米价格有所上升，大连商品交易所数据显示，成交均价从8月10日的1676元/吨提高到17日的1934元/吨，一度超过2000元/吨。政府迅即竞拍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4省区的国储玉米，成交均价应声回落到1700元—1800元/吨。
洪水退去，松花江又恢复了舒缓平静。驱车穿行在吉林省长春、四平、松原这个“黄金玉米带”，一派丰收景象。今年雨水多，对东北主产区的粮食生长倒很有利。主产区秋粮丰收，将稳定市场预期。
然而，我们对粮食价格应当有个客观的认识。价格过高，推动通胀；价格过低，压抑生产。和改革开放之初比，工业品价格涨了一二十倍，城市工资涨了一二十倍，相比之下，农产品价格涨得不算多。因此，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民的生产补贴，抵消了一部分成本，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赢得了粮食连年丰收的好局面。假如没有这样的价格水平和补贴政策，就不能把农民吸引到土地上，不能排除“弃耕撂荒”。今后较长时期，粮食等农产品供需将是“紧平衡”的趋势。
深化农村改革，市场化方向是主导，必然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粮食价格要体现基本的供求关系。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增加，而水资源、耕地资源对农业发展的约束将更加突出。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成为产业工人，生产者成为消费者；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素质提高，劳动力成本自然也要提高。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力自然增大。
社会形态的变革，必然调整利益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长足发展，农产品供应极大丰富。与此同时，城镇化长期滞后工业化，人数相对少、收入较快增加的城市居民，长期享受着相对多数、收入较低的农民提供的农产品，幸福指数颇高。尽管没有了“剪刀差”，但城乡二元结构一直妨碍着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加速推进，农业生产、消费、经营在一个更加公平、开放的平台上进行调节。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产品价格适当上涨，保持在合理水平，平衡生产消费两方面利益，也是统筹城乡发展、反哺农业的有效途径。农业是弱质产业，米袋子、菜篮子需要大家共同分担。
很难想象，韩剧里，为什么白领阶层也会为饱餐一顿牛排什么的而高兴半天。也许我们也会有那一天——只有体味到“盘中餐，皆辛苦”，才会更加尊重农民的劳动成果。
——资料来源：2010年9月5日《人民网》
政治体制改革下一步的突破口是什么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选择恰当的突破口。为什么要选择突破口呢？小平同志曾有专门论述，他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干大……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
近年来，理论界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下一步的突破口问题提出了不少具体的方案：一是将党内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政治体制改革先从党内搞起，风险比较小，而且，把党先搞好，那么，后续的改革包括理顺党政关系，实现党政分开以及国家机关的改革，推进起来就会顺利得多。二是将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鉴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最高的法源地位，“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将“人大民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重点。三是将选举制度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有学者认为，中国选举制度改革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上，规定领导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或集体讨论决定，但在实际运行中，选举往往由于不能充分地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而流于形式。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扩大直接选举，坚持差额选举，适当采用竞选制，让候选人通过媒体或面对面与选民交流，使选民了解候选人，更好地行使选举权。
以上方案和主张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是有积极意义的，应当积极探索。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些改革方案要取得大的突破也是非常困难的。从政治体制改革先从党内民主搞起的主张来看，其在国内外既无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又缺乏可操作性，实现大的突破难度可想而知。同时，即使党内民主真正搞好了，后续的改革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从选举制度的改革来看，适当采用竞选制，对遏制腐败等问题肯定会有较好的效果，但由于此种改革的力度不可能太大，否则，就可能出现大风险。这就决定了现阶段对选举制度的改革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有限的选举制度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就不可能太大。至于加强人民代表大会本身的权力，及其对行政和司法系统的监督和制约功能，肯定是一个发展的方向。但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党对干部管理制度的改革是连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其只能是渐进式的发展，而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大的突破。
笔者以为，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应当是司法体制改革。我们过去的不少改革措施收效不大，与忽视司法的价值是有密切关联的。现代社会本应处于重要位置的司法在我国长期处于政治系统的边缘。司法权这样一种保障现代国家和社会正常运作的重要权力也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而这种忽略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失误。放眼世界历史，司法在政治发展中的价值已被很多国家的政治实践反复证明。任何政治系统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过程都不可缺少它的司法结构和功能，并且，无论从理论抑或经验上来看，结构合理、功能正常的司法还构成了制度化和法治化的主导性力量。基于这样的认识，有学者提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理想模式即：经济发展——法制和司法改革——法治建设——自由权利与公民社会——民主选举——行政与政治革新——经济发展。在这个发展的“圆圈”中，司法改革处于基础和前提的地位，而司法改革的重点又是司法体制的改革。
——资料来源：2010年9月6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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