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小魏结束之后，我们给老陈挂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那头，一听出是我们，立马从棋牌室里溜达出来，说是在肉联厂宿舍候着。他是共盛书店的首任老板，2007年末，之所以看上旧书这门生意，倒是与上海有关。那会儿，八咏路上有一家店铺划了一块地方给他，他先是做起了邮票生意，去上海是为了进邮票，没想东转西转，在一个弄堂里，收废品的再吆喝卖书，一块钱一本，他当时就寻摸了一会儿，这生意可以做。从这里倒腾到金华去，一本书至少卖三块钱。再说，邮票的生意，即使做收藏，在金华也是无人问津。若是做现买现卖的生意，更是“淡出个鸟来”了，除了学校里偶尔来买个几百张，也是熟门熟路，才有这单子生意，此外，这年头谁还写信？

　　老陈做事细心果断，一想好之后，就在新华印刷厂的门面店上租了一间小屋，八个平方的店，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老陈跟房东商讨了许久，最终定下一年5500元的租金，旧书生意也就张罗停当了。比起八婺书店的老字号，“共盛”这个新招牌，得了地利之便，很受文学青年的喜爱，几乎每个月货一到，里面就挤成了一锅粥，看谁先到，谁就猫到里面先挑上了。去上海文庙进货，后来也是老陈给小魏支着。老陈一到那边，多半是找最差的旅馆住，一个晚上三四十元的招待所，这种旅馆在金华都不多见了，何况在上海，但他偏偏能找到。“那种房间，摆了一张床，床边上就是一个柜子，门一开，就撞上床脚了。有的甚至没有窗户，有的窗户只不过是个通气孔。”老陈说。在上海，买书坐车、吃饭住宿、快运等一应费用，他基本上控制在三千元左右，这样，一个月也有八包、十包的书，聊解金华读书人文艺上的饥饿，何况当时席殊书店还开着。

　　老陈进来的书，也是夜里打手电一批批照来的。他说：“我估摸有200本书，一本五毛钱，他报价两百，我就还他九十，然后两指一撮，两本三本数着过来。”一个晚上都是这么往来。后来，世博会、奥运会来了，夜市里的书贩子们都成了“游击队员”，竟然一下子萧条到只剩下七八家散户，时常是惊弓之鸟，一有动静，就消失在夜幕下，不知去向了。“其实，做旧书生意，很多人做成了有钱人。有些上海的图书馆、大工厂，大批图书涌出来，有些书甚至是解放前都没动过的，二十来吨，几个人合伙吃下来，立马吃成了大胖子。”老陈说。

　　他是从来没有这样被眷顾过，谨小慎微的性格，即便是在文革时期，他也不跟风，被他的老伴戏称作“逍遥派”。惟有一件事，连他老伴也是头回听见。1976年冬，金华的两派人还在死斗，他和几个工友偕同去围观，从金师附小走过去时，有子弹梭地一声穿了过去，他没在意，直到走到了头，他撩起衣服一看，跟工友们说到“我好像中弹了”，“当时我穿了四件衣服，衣服两边共穿了八个孔，裤子上还有一道子弹的痕迹。那会儿，要不是我佝偻着，肯定从肚皮上穿过去了。要是再快上0.2秒的话，恐怕肚皮也得遭殃。”老陈说。不知怎么的，他那时候也不怕这些，人们都不上班了，他照常去，眼看子弹梭梭地跳来跳去。可见，他也是被眷顾过的人。但在旧书这一门生意上，人家是吃肉的，他偶尔也喝喝汤。据说金华有一批从工人俱乐部打下来的书，某人在那个放书的厂子里一直挑到夜里十二点，等老陈再去时，他也打了600多斤的书。他老伴打趣他：“这就像人家去番薯地，挑得差不多了，他是过去捡剩的。”过了个把月，那些剩下的书，据说都送到造纸厂，又重新变回了纸浆。